對集中管理和政治干預的剖析（2）

　　而在穆勒之後，現代經濟學家們幾乎又完全退回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觀點上去了。他們重新把註意力完全集中到普遍實行自由的完全競爭時的分配上去，把這種條件下的分配規律稱為分配的“自然規律”。約-貝-克拉克宣稱，這樣的自然規律支配著社會的收入分配，在它順利地起作用時，每個生產要素都是創造多少財富就得到多少財富，每一種生產要素的單位收入都等於它的邊際生產力。克拉克把這種分配稱為“機能的分配”，它決定了用某種方式能得到多少收入。他承認，這種分配與決定某人收入多少的“個人間的分配”並不一致，但是他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機能的分配，科學的分配論並不直接讨論個人間的分配。他堅持說，除了個人間的分配與機能的分配有差別之外，一切不合乎他的理論的分配狀況都產生於社會經濟中的動態因素，而他的理論原理陳述的則是靜態下的分配標準。盡管他承認，他的這套分配理論只適用於完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但仍然把這些理論原理說成是社會產品分配的“自然”或“正常標準”，拒絕讨論任何其他情況下的分配規律。克拉克明確宣稱：他之所以僅僅研究完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分配，就是為了證明，按照這種所謂的“自然的分配”，人們所得的與他們所生產的是一致的，由此得出了應當保存現有的工業制度的結論。

　　與西方經濟理論家的古典主義傳統相反，非正統的德國經濟學家，特別是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們，卻進一步引申了約-斯-穆勒的命題，認定社會中的各種權力決定了社會產品的分配。洛貝爾圖斯（Rodbertus）和瓦格納（Adolf Wagner）主張把“纯經濟的範畴”與“歷史—法律的範畴”區別開來，施陶爾茨曼（Stolzman）則進一步認為，正是這種“社會範畴”對分配規律有著極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施陶爾茨曼甚至宣稱，各個生產要素在生產出來的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僅僅是由社會中的權力決定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們的這一觀點是對複雜的歷史現象的概括，因為在歷史實際中，收入和財產的分配狀況確實都取決於社會中的權力。與此同時，他們的這一觀點又為他們的經濟政策主張提供了根據。他們把個人和階級之間的道德團結看作經濟政策的最高目的，主張通過社會立法、利用財政手段來控制私有經濟，調解勞資關係。這實際上都是主張利用政治權力來干預社會產品的分配。

　　對於正統派經濟理論家與歷史學派爭論的這個問題，龐巴維克曾作過詳盡的研究。在他看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家，還是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沒有精確地說明“經濟規律”與“政治和經濟權力”對社會產品的分配各有多大影響，它們又以什麼方式發生影響。龐巴維克進一步發展了克拉克關於“功能性的分配”（funktionelle Verteilung）的觀點，他認為：功能性的分配決定了根據什麼方案給予參加生產的各個要素以報酬，以補償它們履行的生產功能，而不考慮履行這個功能的個人，也不考慮單個具體的個人在這些功能上作了多少貢獻。與克拉克等人一樣，龐巴維克堅持說，人為的權力強制對功能性的分配是無能為力的，而任何科學的分配論的首要對象就是這種“功能性的分配”。不過龐巴維克又承認，權力關係確實對分配有重大影響。他把這種影響限於個人分配的範圍之內。在他看來，權力對個人的分配的影響可以是無限的。

　　

本文摘自《弗賴堡學派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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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賴堡學派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久負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曾經為二戰後的德國提供了理論支援，使德國迅速崛起，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直到今天，弗賴堡學派在德國政界、經濟學界和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廣泛信衆。體制問題一直是經濟中人們關心的問題。而在弗賴堡學派之前的經濟學流派中，理論家們卻對這一問題沒有明晰的認識，一直到瓦爾特·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並創立了弗賴堡學派，確立了將“經濟制度”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因素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弗賴堡學派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