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工業化
傳統亞洲社會的經濟結構與西方的一大差異，就是財富過於集中在權貴手中。我們看古代中國，富人家裡可以良田萬畝，妻妾成群，金山銀山，而絕大部分老百姓只能混個溫飽而已。財富過渡集中與儒家文化中的權力不受制約有直接關係。比如有些地方的縣志記載了下述這樣的事情。只要本地發生盜竊事件，縣太爺首先就把當地那些富裕但是又沒有權勢的人抓起來，讓他們的家人拿重金來贖，一般還先摸清楚了被害者到底有多少錢，要讓他們傾家蕩產才能把人換回去。此外還有各種各樣其他手段“合法地”搶劫。問題的症結是地方官對屬下的百姓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根本不受任何制約，在這種條件下百姓手里但凡有點浮財多半守不住。中國歷史的一條規律就是權力和財富高度正相關。其他亞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
因為這樣的文化背景，亞洲國家的工業化過程與西方有本質區別。西方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民間自發的過程，政府的作用一般僅限於制定有利於工業化的政策，以及鋪設公路，鐵路等基础設施。比如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就去找風險投資。資本家一看電燈泡比用了上千年的蠟燭強多了，市場潛力巨大，就投資開工廠生產，於是家家都用上電燈了，資本家和發明家都發財了。現代文明的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在西方工業化這三百年里以這種民間自發的方式發明創造並推廣使用的。
仔細觀察這個過程，我們發現它之所以能開花結果，是因為在西方社會財富分散在廣大老百姓手里。有人發明個電燈，電話，電報，收音機，電視，汽車，等等，馬上就會有大批人買，而且很快就普及到幾乎家家都有，這說明老百姓的購買力很強，社會的主要財富在老百姓手里，想要發財的人就要研究怎樣發明創造新的產品為廣大民衆服務。
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註定了西方這種模式不能成為工業化的主要動力，只能起一些輔助作用。因為財富過分集中在權貴手里，亞洲的老百姓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來支撐工業化所需要的研發，建廠，生產等費用。同時對於權貴來說，他們的財富是通過權力尋租得來的，不費多大力而且沒風險，他們用不著像西方資本家那樣通過風險投資來賺錢。所以不管從資本還是市場角度，亞洲都不具備西方那種由民間主導工業化的條件。
因此亞洲的工業化只能由政府來主導。政府扮演資本家的角色，由國家出資辦工廠。這解決了資本問題，但市場還得靠西方，亞洲民衆沒有強大的消費能力。於是最早由日本創立了這種派留學生到西方學技術，回來由政府資助開工廠，做出來的產品再賣到西方賺取外匯的亞洲模式。學來的技術和賺來的外匯用於本國工業化，包括基础設施建設，人員培訓，產能提高等等。
西方的工業化是自下而上由民間主導的過程。私人團體和個人的研究探索在興趣上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方向，囊括了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這是整個西方知識大爆炸的階段。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黑暗愚昧中解脫出來，他們在探索自然界秘密的同時，也大大深化了對人和社會的理解。這就必然導致對傳統宗教政治秩序的挑戰。在這一過程中宗教被改革，舊的政治體制被推翻，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流血沖突和革命，有的還不止一次。工業革命對西方來說是整個文明進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亞洲來說，工業化僅僅是政府主導的一次技術革命，目的是從西方把技術學來，用來強化這個國家。亞洲政府對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發展並不感興趣。我們可以看看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工業化過程，在工業技術上很快趕上了西方，但是皇權至上的政治體制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反而得到加強了。總之，亞洲的工業化目的性強，組織程度高，效率高，速度快，但是沒有像西方那樣伴隨著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上的革命，以及創造力的飛躍。
因為沒有思想，文化和體制上的革命，亞洲仍不得不依賴西方的市場發展經濟，所以東亞經濟體無一例外都是出口導向型。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行業佈局和發展規劃，國家發展戰略，企業文化，等等，都圍繞著外貿和出口這個核心。“出口創匯”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目標。
西方經濟學管這種策略叫“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西方國家也有過重商主義，那是在黃金是世界通用貨幣的年代。因為黃金的數量有限，價值穩定，貿易順差直接增加一個國家的黃金儲備和財富。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從經濟上很容易理解。自從1971年世界主要貨幣與黃金脫鈎之後，貿易順差賺來的錢無法保值，西方國家就不再實行重商主義了。但亞洲仍然繼續這一模式。
本書講解了經濟泡沫和貨幣泡沫形成的原理，結合現實世界的各種情況，從“泡沫”這一角度解讀了世界經濟的全貌。經濟無法與歷史、文化、政治等元素割裂開來，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
這個世界不是烏託邦——簡單得就像《模擬城市》；這個世界也不是地獄——陰謀和陷阱無處不在。本書的作者王希秋先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他的文章里沒有對經濟理論生搬硬套的機械運用，也沒有為迎合部分國人對陰謀的偏好而歇斯底里。在理論方面，本書涉及許多宏觀經濟學與貨幣金融學的知識，深入淺出地闡述了3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脈絡；在現實方面，本書強調?中國—美國—歐盟微妙的三角關係，從政治、軍事、經濟的立體視角分析了這出新“三國演義”。
因為這樣的文化背景，亞洲國家的工業化過程與西方有本質區別。西方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民間自發的過程，政府的作用一般僅限於制定有利於工業化的政策，以及鋪設公路，鐵路等基础設施。比如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就去找風險投資。資本家一看電燈泡比用了上千年的蠟燭強多了，市場潛力巨大，就投資開工廠生產，於是家家都用上電燈了，資本家和發明家都發財了。現代文明的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在西方工業化這三百年里以這種民間自發的方式發明創造並推廣使用的。
仔細觀察這個過程，我們發現它之所以能開花結果，是因為在西方社會財富分散在廣大老百姓手里。有人發明個電燈，電話，電報，收音機，電視，汽車，等等，馬上就會有大批人買，而且很快就普及到幾乎家家都有，這說明老百姓的購買力很強，社會的主要財富在老百姓手里，想要發財的人就要研究怎樣發明創造新的產品為廣大民衆服務。
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註定了西方這種模式不能成為工業化的主要動力，只能起一些輔助作用。因為財富過分集中在權貴手里，亞洲的老百姓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來支撐工業化所需要的研發，建廠，生產等費用。同時對於權貴來說，他們的財富是通過權力尋租得來的，不費多大力而且沒風險，他們用不著像西方資本家那樣通過風險投資來賺錢。所以不管從資本還是市場角度，亞洲都不具備西方那種由民間主導工業化的條件。
因此亞洲的工業化只能由政府來主導。政府扮演資本家的角色，由國家出資辦工廠。這解決了資本問題，但市場還得靠西方，亞洲民衆沒有強大的消費能力。於是最早由日本創立了這種派留學生到西方學技術，回來由政府資助開工廠，做出來的產品再賣到西方賺取外匯的亞洲模式。學來的技術和賺來的外匯用於本國工業化，包括基础設施建設，人員培訓，產能提高等等。
西方的工業化是自下而上由民間主導的過程。私人團體和個人的研究探索在興趣上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方向，囊括了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這是整個西方知識大爆炸的階段。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黑暗愚昧中解脫出來，他們在探索自然界秘密的同時，也大大深化了對人和社會的理解。這就必然導致對傳統宗教政治秩序的挑戰。在這一過程中宗教被改革，舊的政治體制被推翻，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流血沖突和革命，有的還不止一次。工業革命對西方來說是整個文明進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亞洲來說，工業化僅僅是政府主導的一次技術革命，目的是從西方把技術學來，用來強化這個國家。亞洲政府對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發展並不感興趣。我們可以看看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工業化過程，在工業技術上很快趕上了西方，但是皇權至上的政治體制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反而得到加強了。總之，亞洲的工業化目的性強，組織程度高，效率高，速度快，但是沒有像西方那樣伴隨著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上的革命，以及創造力的飛躍。
因為沒有思想，文化和體制上的革命，亞洲仍不得不依賴西方的市場發展經濟，所以東亞經濟體無一例外都是出口導向型。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行業佈局和發展規劃，國家發展戰略，企業文化，等等，都圍繞著外貿和出口這個核心。“出口創匯”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目標。
西方經濟學管這種策略叫“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西方國家也有過重商主義，那是在黃金是世界通用貨幣的年代。因為黃金的數量有限，價值穩定，貿易順差直接增加一個國家的黃金儲備和財富。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從經濟上很容易理解。自從1971年世界主要貨幣與黃金脫鈎之後，貿易順差賺來的錢無法保值，西方國家就不再實行重商主義了。但亞洲仍然繼續這一模式。
本文摘自《下一個泡沫》
本書講解了經濟泡沫和貨幣泡沫形成的原理，結合現實世界的各種情況，從“泡沫”這一角度解讀了世界經濟的全貌。經濟無法與歷史、文化、政治等元素割裂開來，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是烏託邦——簡單得就像《模擬城市》；這個世界也不是地獄——陰謀和陷阱無處不在。本書的作者王希秋先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他的文章里沒有對經濟理論生搬硬套的機械運用，也沒有為迎合部分國人對陰謀的偏好而歇斯底里。在理論方面，本書涉及許多宏觀經濟學與貨幣金融學的知識，深入淺出地闡述了3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脈絡；在現實方面，本書強調?中國—美國—歐盟微妙的三角關係，從政治、軍事、經濟的立體視角分析了這出新“三國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