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根源在哪里（2）

　　在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有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然而，在我國目前的制度環境和社會保障水平下，有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成為“種地無田，就業無崗”，他們得不到土地隨工業化升值所帶來的收益，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而且還要為轉變生活方式、就業方式付出額外的成本。最終，農民成為中國社會結構變動過程中最大的利益受損階層，成為尴尬的城市邊緣人。另外，當失地農民湧入城市又沒有穩定的工作時，有可能造成大量城市新貧民的現象。中國農民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在整個徵地的過程中，既沒有參與權，也沒有決定權，處於逆來順受的位置。究期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的土地徵用制度是一種不合理的配置機制，其基本特徵就是低價徵用然後高價批租。各級地方政府憑借手中的行政徵地權，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和很低的價格強制性地從農民手中徵用農用土地；然後再利用市場配置機制將徵來的土地在城市土地二級市場上高價批租。通過這種方式，從成本價到出讓價之間所產生的土地資本巨額收益，大部分被中間商或地方政府所獲取。而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從徵地中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會盡量減少對農民的補償。部分農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不得不被迫與實施徵地的地方政府對壘。直至現在，針對上述矛盾和沖突還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性化解機制。

　　都是中國的公民，在占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一樣的。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础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援，但那是杯水車薪。例如，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里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里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就業制度方面，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里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里。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里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係。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

　　可以說，以權力為中心的社會制度是造成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中國的權力。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占有的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剥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就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標。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種被動的承擔並非是由於他們的愚鈍，更不是由於他們的自願，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遠離權力中心。這種困境的一個例證是，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產業，農業卻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高於許多國家的開放承諾。

　　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城市經濟的不景氣，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本文摘自《大變局時代，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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