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根源在哪里（1）

　　許多人認為農民貧困就是因為他們素質低、沒文化、自然環境條件差等。把貧困的原因歸結到農民本身，好像貧困與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沒有多大關係。其實，農民貧困的原因並不那樣簡單，在很大的程度上，貧困源於農民沒有權利，源於主流社會不合理的制度設計。

　　在城鄉關係、產業關係上，違背城鄉統籌發展的科學規律，錯誤地推行城鄉分治、重工輕農的“二元結構”發展政策，嚴重制約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和農業產業化進程。工業化、城市化是建國後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兩大中心任務。鑒於當時的國民經濟基础薄弱，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非等價交換的形式為國民經濟工業化和城市化積累建設資金也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初期的慣例。問題在於，當我國城市工業化有了一定基础，城市工業能夠依靠自身積累實現自我發展時，還要用強制性的政策手段要求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不僅不利於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福利的改善，阻礙農業現代化進程，而且也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延緩整個國民經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為了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的需要，中國選擇並一直維持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城鄉差別發展戰略，農業被安排承擔起了原始積累的重任。這就使我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獨立於農村而演進的。中國的城市化長期以來簡單地把農民排除在外面， “中國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樹、要了你的糧食，但卻不要你的人”。當農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人卻沒有被城市化，這就很容易造成社會問題。現在，農民工成為了中國工人階層的主體，這是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轉型中最深刻的變化之一。但是，盡管農民工問題近年來引起了普遍的社會關註，對他們的欠薪、勞動條件等表示了關切、同情，但是迄今在制度層面上並未就此作出任何重大改變。就是說，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進城的農民如何獲得城市居民的權利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障，農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會，農民工的子女如何獲得教育等，這些領域都沒有相應的制度設計。農民工即使已經在城市就業了許多年，他們仍然被視作為短期流動來的農民，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盡管為城市公共產品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仍被排除在所在城市的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社區服務的體系之外。在目前的體制和政策下，農民工即使離開土地、農村，身份上依然被界定為農民。中國城市既可以借著戶籍制度和人口流動政策的限制而獲得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又不必為農民工提供相應的社會支援和制度性責任，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以最小的代價獲得了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這充分暴露了農民進行職業和身份轉化的制度性約束和身份性困境，隨著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樣的困境將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形成重要的現實性障礙。

　　

本文摘自《大變局時代，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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