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處（2）

　　擺在國人面前的任務，首先要分析問題的要害：是因為市場化改革導致了腐敗與不公？還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導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結論就是回到計劃經濟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後者，那就必須加快市場體制建設，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放棄政府過大的權力，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把主要任務放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環境的完善，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公民的權利和經濟的預期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

　　我們不妨連帶思考以下幾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1、中國的生產性事故尤其是礦難為何頻發？中國的資源利用率和環境保護為何堪稱全球最差？

　　2、中國的企業家為何不熱衷於慈善事業？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和企業道德為何普遍低下？

　　3、為什麼剛剛有一部分人實現了鄧小平先生“先富起來”的願望，財產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為時代性的潮流？

　　4、中國人的聪明才智為什麼普遍用於勾心鬥角？

　　這一切，原因也簡單，馬斯洛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有恒產者才有恒心（包含礦產資源等的產權穩定），在一個法治不立、權力隨時、隨便可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權貴集團對財富虎視眈眈的國度，中國人被迫長期處於較低的滿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層次。企業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預期在哪里，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或者被迫與權力勾兌，陷入跳進黃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權貴劫掠集團也擔心權勢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樣傾向於移民海外。；企業家群體一腦門子官司，財產乃至人身安全都難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業安全生產、社會責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當下，轉型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不是所謂的民間仇富，而是權力在仇富，權勢集團在虎視眈眈地盯著財富。權力無法受到嚴格的法律約束，政策變化無常、富人缺少預期，從而也誘發各種短期行為。

　　監管越多，腐敗的空間反而也越多，積聚起的“腐敗能量”也越大。正因為權力的易逝，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往往成為國人的生存哲學。也因此，中國沒有真正穩固的利益集團，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商，過往都是為眼前利益暫時集合在一起的烏合之衆，流寇特徵極其明顯。所以才會有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等短期行為盛行。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強監督和反腐同時面臨著道德和能力的雙重風險：上級不是萬能的，以少數人監督多數人，難免挂一漏萬，也難免受到被監督者的惡性反抗（哪怕萬中出一也夠嗆）；上級也是由人組成的，並不具備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大幅度降低權力支配資源的含金量，把財產自由權利還給民衆，實現洛克所說的“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可以說，“財產不能公有”是“權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條件；在此基础上，實現自下而上對官員、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讓百姓直接決定基層官員的烏紗帽。“經濟基础決定上層建築”，在土地、礦山等財產公有的當下，基層村民民主和所謂的“國有”“村民集體所有”等，可謂缺乏“經濟基础”，因此也決定不了“上層建築”。名義上的公有，只能加劇腐敗和巨額社會資源為權貴集團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實現全民共有。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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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