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一個悲觀的人口預言

　　退回到很久以前的1908年，在美國棒球國家聯盟錦標賽中，芝加哥小熊隊在一場決定性的比賽中要與紐約巨人隊交手。在第9局的下半時扣人心弦的比賽期間，巨人隊年輕且很有實力的替補一壘手由於疏忽大意沒有踩觸二壘而被淘汰出局，巨人隊及時提出抗議，比賽被安排重新進行。然而，小熊隊仍然贏得了隨後的這場一決勝負的比賽，獲得了國家聯盟錦標賽的冠軍。

　　這個年輕人的名字是弗雷德-默克爾，但從那時直到他死去，“蠢蛋”默克爾這個稱呼一直伴隨著他，令他感到苦惱。盡管自那以後他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再也沒有擺脫掉這個诨名。

　　幾乎現在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失言和性的象徵。任何一個受到教育的人若否認了解弗洛伊德，那他一定是在壓抑自己。

　　託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從來沒有打過棒球，也從沒有找精神分析師看過病。然而，他的名字一如弗洛伊德那樣著名，他的臭名卻跟蠢蛋默克爾一樣，並不是那麼罪有應得。詩人拜倫可能要比馬爾薩斯更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師，拜倫為馬爾薩斯作詩，而孩子們卻唱著押韻詩嘲笑馬爾薩斯。在馬爾薩斯去世幾十年後，馬克思狠狠地抨擊他。在他去世一個世紀後，凱恩斯贊美馬爾薩斯，並且預言在他去世200週年紀念日時，“我們將懷著絲毫未減的尊重紀念他”。但絲毫未減是跟什麼相比呢？

　　馬爾薩斯犯下了什麼卑鄙的罪行以至於讓像柯勒律治這樣的浪漫詩人都發出了悲歎：“看看這個強有力的國家，它的統治者和聪明的人民竟然聽從馬爾薩斯的話！悲哀啊。”

　　1798年，馬爾薩斯把懷著烏託邦信仰期待著19世紀的人從浪漫的美夢中驚醒了。他受到了報紙的“審判”，因為預言人口過剩不會帶來一個歡天喜地的未來，而預言一個社會決裂和衰落的未來會被認定有罪。在新世紀的前夜，馬爾薩斯成為最終那個“令人掃興的人”。或者說，至少是他的理論令人掃興。

　　1766年2月13日，馬爾薩斯生於其古怪的父親丹尼爾在魯克里的鄉間別墅。在只有3週大的時候，馬爾薩斯就見過他的兩個“教父”：大衛-休谟和讓–雅克-盧梭，他們是丹尼爾-馬爾薩斯所崇拜的人。這個叫做羅伯特的孩子在早年就聪穎過人，很快他就接受了家庭教師的教育。長大後，他個子很高而且很帥氣，在1784年進入劍橋大學的耶稣學院學習，在學習如何做一個神職人員的同時，他還閱讀數學和哲學。就像亞當-斯密一樣，馬爾薩斯被牛頓所吸引，並且認真閱讀了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雖然對學術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且渴望做一個牧師，馬爾薩斯還是一個普通而聪明的劍橋學生，裝腔作勢，隨時隨地說著嘲弄的、喜劇般風趣的話。馬爾薩斯戴著的金色假發是一種卷曲的長發，一直垂到他的脖子，而其他人大多戴著辮子式的假發。他可能還是一個領風氣之先的人，因為10年以後，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戴上了長卷發。更讓人吃驚的是，在大多數學生給他們的假發撲白粉時，馬爾薩斯有時會使用粉紅色。或許他是早於時代的一個朋克。

　　在1788年畢業之前，耶稣學院的院長提醒馬爾薩斯，因為唇腭裂造成的言語缺陷可能會影響到他在基督教教會中的升遷機會。盡管他在劍橋大學的希臘語、拉丁語和英語演講中獲得了獎項。馬爾薩斯沒有理會這一勸告，不管怎樣都要做牧師，在奧克伍德的一間教堂進行了短時間的實習之後，在1793年他作為一個研究生又重返耶稣學院。雖然他從此再也沒有履行全職神職人員的義務，經濟學家仍然把他稱做“牧師馬爾薩斯”，也許因為清教徒悲觀主義的形象要比快樂又幽默的俗人形象更能匹配他的人口理論。不妨回想一下亨利-路易斯-門肯對清教徒的定義：他們是深怕某個地方的某個人有時會過上開心日子的人。如果我們把他勾畫成一個清教徒，那麼，不接受馬爾薩斯及其警示，或許會讓我們從心理上感到更舒服。

　　

本文摘自《經濟學大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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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200年里，經濟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伴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歷史沿革、技術革命、經濟循環、政治變遷等，從高居神壇之上到現在走入尋常人的生活，其發展歷程既充滿了跌宕起伏，也伴隨著無數褒獎和爭議。
　　150多年以前，蘇格蘭評論家託馬斯R26;卡萊爾給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的標簽，但在本書的作者託德看來，完全不是這樣。本書就像一部有溫度、有質感的黑白紀錄片，不僅清晰地梳理了數位歷史上有分量、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經典理論，生動地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筆墨，介紹了此大師與彼大師的個人關係以及在學術觀點方面的交鋒，將一幅比較完整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思想的歷史畫卷，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