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逃離與底層淪陷（3）

　　楊錦麟先生微博說：某地見某退休高官，他主動談及權貴資本主義的概念，遠比我想象的還要深刻，可見即使在高層，對幾乎已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權貴資本結合現象，認識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響深遠，但老人家長歎了口氣說，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語，極具震撼力，至少當時我聽了之後，感覺震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少年愛心大使、新銳作家、社會活動家劉思宇則提到臺灣立法委員洪秀柱上大陸微博，感覺受不了：“希望通過微博了解這個社會，只用了兩天，就沒勇氣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駭人聽聞，太多太多的事情讓人悲痛欲絕。這個社會里見不到的‘仁義禮智信’信仰，甚至沒有‘倫理與道德’，公平和正義在這里都是愚蠢的行為，無法理解。”

　　我們受不了也得受，誰叫你生在中國大陸？誰都不行動，只能等著中國這艘船一起沉沒。2000年，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先生呐喊：改革正在過大關。今天的中國，仍然正在過大關。11年過去，這個關隘更明晰了：我們要過權貴資本的大關。權貴資本正在成為改革開放的掘墓人。遏制權貴資本，不能寄望於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權力越大，腐敗的空間也越大。況且，權貴資本錯綜複雜的利益和權力關係，事實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權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衆更不能對權貴資本作壁上觀，看戲一樣看他們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殺！須知，他們的戰爭，炮灰都是美麗的自然環境和逃無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個人力量固然不如國家領導人大，但是，群起而為的曝光和媒體運動卻能夠使黑幕一點點暴露在陽光和監管者的眼皮底下，從而使權貴資本有所畏懼、有所收斂，惡行得到懲罰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權力，而是陽光。眼下的中國，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糞運動”，讓陽光和公開化來洗滌污垢和罪惡。

　　對於當代中國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雙雙退出的兩股移民潮，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作了闡述，他提到了現代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觀點。1970年，赫希曼發表了一部題為《退出、聲響和忠貞：響應公司、組織和國度的敗落》的作品。在這本作品中，赫希曼議論了公司、組織和國度是如何苍老及其如何制止衰敗的幾種門道。依據他的研究，組織衰敗的首要緣故在於失掉組織成員的“忠實”，即假使組織成員“退出”了組織，那麼組織必定沒落。因而萬一要阻止組織的苍老，即將保持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貞”。如何維持組織成員的忠實？兩種門道。一是組織為其成員供給中意的效勞，二是準許組織成員發佈“聲響”，批判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善其效勞。但萬一組織不能為其成員供給如意的效勞，或許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形下不允許發佈“聲響”，或許在組織成員發佈“聲響”後效力仍舊得不到改進，假使存留“退出”機制的話，那麼組織成員就會挑選“退出”。一旦抉擇了“退出”，那麼組織的敗落將變得不可防止。簡單說來，眼前展現的知識“退出”潮反映出一個很主要的信號，即人們對“聲響”機制的效用喪失了信心（常年對國內教育體制的批評得不到回應和改進），對一些體制失掉了信心，開始抉擇“退出”機制，亦即平時人們所說的“用腳投票”。財產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樣的背景。歷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會的下層，是貧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會群體。但這一波移民的主體則是（上層）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作“退出”的抉擇，也同樣解釋了這個團體對有關現存法度系統正在失掉信賴。一旦發了財，就會被各級權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權柄所盯上，再多的財產也是無力抵禦的。權柄者時常可以用各種方式把財富擁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權柄者不作為，過頭“親商”，和資本一體，形成了收入差別過高，社會高度瓦解，結局是仇富心理盛行於一些社會階層，有產者覺得不安全。兩種情形下，財富擁有者也大多會作“退出”的抉擇。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原本就不大，隨著中產團體挑選“退出”，中國社會的下層集體必定放大。這也是目前中國的一個趨向。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變革就會變得越來越艱難。和其他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階層是中國社會上最有能耐發佈“聲響”的兩個集體，一旦這兩個團體抉擇“退出”，變革必定缺少動力。在知識和財富“退出”之後，中國還能留下什麼？這個問題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權柄和連續的貧苦。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