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三農到新三農

　　當年我國一位三農問題專家在貴州考察時發現一個現象：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里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月工資只有數百元。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有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要遠超過了我們口頭上所說的重要性。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前十多年農村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農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農村在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緩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滯了甚至是倒退。農業設施，土地，農民的收入，農民的保障，農村的衛生等在1990年代後一直在被透支著。農民看病難，看不起病，沒有地方看病，農村面臨著清潔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中國經濟需要可持續發展。我們一直說要擴大內需，採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設投資，或者說增加公務員工資……，而恰恰忽視了改善農民工的權益。糧價上漲的速度慢於生產資料的上漲速度，在農民支出比例中占最多的教育和醫療費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中國農民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內需但卻沒有購買能力。

　　近十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由老“三農”問題又衍生出“農民工、失地農民和農村土地”“新三農”問題。新三農問題是我國農村問題在新時期的集中表現，其中隐含著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農村和賴以生存的土地，湧入了城市。農民離鄉進城務工，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農村的最直接沖擊。現在中國農村適齡勞動人口的大約一半，即約2.5億的中青年農民轉到非農產業就業。國務院研究室《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我國已有三分之一的農民成為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占到70%，在第三產業中占60％。這說明農民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就是因為存在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低成本的勞動力可以生產出廉價、有競爭力的商品。所以，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外貿的持續高增長，農民工功不可沒。但農民工在城市中卻普遍地遭受到歧視，受到不公平待遇。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處於城市社會的最低層。有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城市社會的100種職業的排位中，農民工居於第94位。中國農民工缺少發展權。無地農民、失地農民、外出打工農民的經濟收益和社會地位普遍較低，獲得文化和社會文明成果的能力較弱，

　　在“新三農問題”中，最值得關註的是失地、失業的農民。由於 “國家建設”、“經濟園區開發”、“鄉村集體圈占”，農村土地在向農業以外領域轉移，這是失地農民形成和增加的根源。據統計，在轉變用途的農業土地中，政府徵用約占50％，鄉村集體非農建設占30％、用於其他目的的占15％，流轉中消耗的土地約占5％。按照用途劃分，工業用地約占80％，公益性用地（如公路、學校等）占10％，其餘為經營性用地。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將是中國將要長期面對的一個問題。中國10多年的經營城市運動，使土地增值的收益成為最大的收益，但是這部分收益沒有公正、公平地分配，這成為現階段利益矛盾和沖突的焦點。由於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利益一直受到侵害，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應當獲得的土地收益，往往被開發商所侵占，他們被徵用的土地往往得不到合理的經濟補償。這其實正體現了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的潛在危險，即經濟增長的利益被部分人獨享、大部分民衆被排斥在外。實際上，無地農民是一個比失地農民更大的群體。據調查研究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農村至少有10％的人口無地。中國上億計的農民在城市化圈地運動中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而且他們中很多人在失地的同時也成為無業遊民，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潛在不穩定因素。

　　

本文摘自《大變局時代，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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