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新生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對財閥痛下殺手，因為財閥的超級情報能力讓美國忌憚。

　　想想日本偷襲珍珠港，想想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想想太平洋戰場上一次次的殊死戰鬥，美國能不對日本財閥恨之入骨並毀之而後快嗎？

　　1945年，美國確立了對“日本在商業和生產上具有支配權的財閥進行解體的方針”。財閥被冠以“阻礙日本社會進步以及最危險的潛在戰爭制造者”的罪名予以取締。

　　一場聲勢浩大的“解體財閥”運動在“二戰”後的日本如火如荼地上演了。矛頭首先對準的是最大的5家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富士。隨後，範圍被擴大到83家。所有這些財閥的股份都受到整肅。

　　那些曾經煊赫一時的財閥界的代表人物，其資產紛紛被凍結，也不允許他們再擔任任何與財閥企業相關的領導人職務。一夜之間，日本的財閥人物從叱咤風雲的風口浪尖跌落到充塞著泥與沙的深淵。

　　1948年，日本通過了《財閥同族支配力排除法》。美國人通過其扶植的日本政府最終把財閥占有的企業股份分散轉移到市場中去，財閥被稀釋了。但是，通過這場整肅，財閥的勢力就能斬草除根了嗎？

　　事情絕對不會那麼簡單。

　　不可否認，財閥解體方針出台後，財閥在日本的歷史上渡過了一段沉寂期和沮喪期，但日本財閥並沒有消亡。

　　隨著國際風雲變幻，財閥漸漸由被痛恨的對象轉而成為美國改造、扶持的對象。借此機會，日本財閥成功地實現了戰後的重生。那是一種新生，並且煥發出了較之以前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財閥能夠重獲新生的根源，在於美國對日本態度的轉變。

　　“二戰”結束後，世界被劃分為兩大陣營，冷戰的大幕開啟了。出於應對中國和蘇聯戰略同盟的需要，美國決定建設一個經濟獨立的日本。

　　出於這樣的戰略考慮，美國對日本財閥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財閥解體的政策開始大打折扣，方針由原來的整體整肅變為只是針對右翼極端勢力的財閥進行整肅。

　　這場轟轟烈烈的整肅財閥的運動就這樣虎頭蛇尾地宣告結束。

　　可笑的是，日本那些大大小小的財閥在經歷了一段惶惶不可終日的時間後，終於迎來了新的曙光。現在，美國需要它們，他們又可以揚眉吐氣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世界上有18個國家卷入了這場戰爭，死傷無數，朝鮮半島焦土一片，而日本卻“風景這邊獨好”，成了美國以及聯合國軍的兵工廠和戰略物資、軍需物資的基地。這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次絕佳的機會。

　　同樣竊喜的還有日本財閥，它們終於能夠死灰复燃了。

　　很快，美國對針對日本財閥解體的方針做出了調整。之前不允許新公司使用舊財閥的名稱，但現在可以了；之前被分割的七零八碎的舊財閥企業，現在可以進行重組了。就這樣，日本的財閥借朝鮮戰爭之機，實現了新生。

　　1952年12月，大阪銀行改回財閥階段的名稱—住友銀行，成為首個沿用舊名的財閥公司。此事件說明了美國對財閥進行解體的方針只是虛晃了一招。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舊的大財閥公司還是得以保存。

　　提到“新生”，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嶄新、全新、別開生面等詞匯，其實不然。就像一個新生的嬰兒，他是全新的不假，但他的血脈里繼承或者遺傳了祖先的東西。遺傳是新生的根基。

　　財閥的新生也是這樣。它並不是割裂過去而重塑自我，而是對過去的日本政商關係的一種延續、調整和充實。它具有歷史傳承性。

　　這種傳承性具體表現在：一、政商之間密切的關係得以繼承，重新組織起來的三井、三菱和住友很快恢復了對日本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重要影響；二、新財閥的政治獻金是對舊財閥控制日本政黨的傳統的一種延續；三、財閥的代表人物並沒有歸入歷史檔案，他們或者他們的後代繼續在日本政治經濟兩界擔任要職，發揮影響。

　　總之，戰後財閥的新生是全方位的，同樣包括了超級情報力的延續。

　　

本文摘自《情報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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