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貿易的真谛：以茶馭番（2）

　　對於貿易的另一方——西北藏民，朱元璋要求：三千戶每三戶出馬一匹，四千戶則每四戶出馬一匹。馬匹的進貢與賞赐同時進行，由政府定價，物物交易。在邊貿市場，無論是交易物品的種類、數量，還是交易時間、地點，乃至進行交易的對象都由明政府規定。

　　明初茶馬貿易的規模，我們可以從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的上書中略窺一二：陝西諸縣茶園45頃，茶樹86萬株。四川238萬株。規定茶稅十取一。無主茶園命令軍士進行種植，茶稅十取其八。由此，茶稅所得為陝西2.6萬斤，四川100萬斤。

　　第二年，朱元璋在秦州（後改為西寧茶馬司）、河州、洮州設定了茶馬司，專門負責茶馬貿易。茶馬司設有司令、司丞各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大使為正九品、副使為從九品。與此同時，又建立茶課司進行茶葉徵收。再設批驗所對茶引（通常每個茶引可以販茶100斤，課稅數百錢）、茶由（販茶不足一引的稱為畸零，茶由就是販賣零星茶的執照）的真假進行鑒別。

　　最終，朱元璋設計出了“金牌信符”，金牌居中上寫“皇帝聖旨”，該行字的下左方寫著“合當差發”，下右方寫著“不信者死”，最下邊為“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朱元璋還規定：只有見到持金牌信符的政府官員才可以與之進行茶馬貿易，無者則以私茶販賣論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命曹國公李景隆到西涼、西寧等西北邊境頒發了41面金牌銅符，強行要求少數民族納馬。為了防止走私茶葉，朱元璋每月都派遣官員奔赴陝西、四川等地進行巡察。

　　私茶的判定以無茶由、茶引，或茶引、茶由與貨物不符為標準。對販私茶者的懲罰比對販私鹽的處罰要重，“私茶出境者斬”，對於邊境守將也是死罪。對於販私茶的規定，大概到了景泰年間開始放寬。成化以後，商人漸漸可以販茶。特別是到了弘治年間，招商中茶之後，茶商可以運最多3000斤茶（30引），其中1200斤交給官方，餘茶可以進行販賣。

　　對私販鹽茶的處罰盡管很相似，但二者又有區別。販私鹽的主要懲處對象是明朝的官吏和漢人私鹽販賣者。對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同胞，因為生活所需而私販少量的茶葉，不給予處罰。即使如此，處罰也是非常嚴厲的，死罪必不可少。但即使如此也抵擋不住販賣私茶所帶來的巨額利潤的誘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朱元璋的本意是將茶葉作為控制工具而不是商品，所以，採用的方式是壓低馬價擡高茶價。顯而易見，這會使少數民族地區吃虧。

　　這種情況不可能長期存在。因此，茶馬的比價起伏非常大。最終，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兵部提議：河州茶馬上馬每匹給茶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這種低廉的馬價，顯然不符合馬的實際價值，因此，馬價一路上漲。四年後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馬價已經到了962斤一匹。兩年以後，繼續上漲到1800斤左右一匹。永樂七年也達到了1186斤左右一匹。

　　顯而易見，40斤對1800斤這種中央與地方馬價的差別是如此懸殊。最終，政府將比價調整為上馬一匹120斤，中馬70斤，駒馬50斤。與此同時，大力實行茶禁，以期茶禁之後茶價能夠上揚。其後，果然茶葉價格上揚，宣德十年，84斤左右一匹；正統十二年43斤一匹；正德三年87斤一匹。如果折銀的話，弘治前每斤茶折銀0.02兩左右，弘治朝則上升到0.05兩。

　　對於每日一變的兌換數字，許多人都為之發愁。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人則是為了國家利益。楊一清這位明朝的治世能臣，在弘治年間就曾為此做過算術題。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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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明朝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入手，講述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從而，講述了作為當時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文化強國的明朝為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