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節：努力推動與內地經濟的融合

“如此一來，在很多時候，妥協便不可避免。事實上，隨著香港社會的日益成熟，香港也變得更為複雜，社會更為多元，也更具多樣性。這就意味著政府不能再孤立地看待問題。政府運作需要精簡增效、掃平障礙，並消除分工太過瑣細的情況。這一任務相當艱巨，因為我們的一些制度已經存在了多年，且多有法律保證。

“當然，實用主義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善政也意味著堅持核心價值。

“回歸祖國後，我們又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賦予了一國兩制原則和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則法律效力。

“善政還要求與公衆分享政府對未來的展望，這是公共政策背後的目的和思路。我們對未來的展望是使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國際都會。亞洲國際都會這一簡短提法無所不包，涵蓋了我們從事的各種公衆事務和經濟活動，包括了從國際貿易到藝術、文化、旅遊業等的各個領域。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體現了我們對未來的這一展望，為香港未來50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础，並賦予了我們自由與力量，使我們能夠自力更生地將香港建設成為亞洲的國際都會。同時，《基本法》還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大力支援。因此，《基本法》對管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至關重要。

“應該說，在很多領域，如金融服務、基础設施、通信技術、旅遊業方面，我們香港都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幾乎每天我們都可以在地方報紙上讀到有關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方面的報道。即使別人覺得我們還沒有達到國際都會應具備的標準，我們也應該為人們對我們的高標準要求感到高興，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一直保持高度警覺。

“也許有人覺得這番話聽起來不夠真誠，但香港的官員們都肩負著一個同樣的任務：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我們的職責是為了我們大家，把香港建設得更加美好。在這里，沒有隐秘動機，沒有錢權交易。這是一個繁重而莊嚴的任務，可能今天令你振奮激動，明天又讓你灰心喪氣。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夠在社會里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是我們的榮幸。我知道絕大多數曾與我共事的政府官員、議員、法官和公務員都會同意這一看法。”

努力推動與內地經濟的融合

1998年8月，曾蔭權成功抵禦國際對沖基金對香港股票市場的沖擊。也就在這個時刻，曾蔭權認清了祖國大陸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當年中央向香港提供實質性支援，向香港金融管理局購入200億美元債券，令金管局有更多現金與國際炒家對決。更重要的是中央表態支援香港政府動用外匯基金入市，同時在中國數千億外匯儲備的龐大後盾下，國際炒家自然有所忌憚。

特區政府一名局長級官員私下說，以往在英國的管治下，香港政府官員與內地極少交往；1997年回歸之後，首先突破這個慣例，明確表示要加強與內地經濟聯繫的政府高層，便是曾蔭權。

觀察人士指出，香港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經濟開放程度高，極易受到沖擊，產生金融風險。曾蔭權多年的財政司司長的政治生涯，以及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突出表現，對其下一步發展是一個重要砝碼。

董建華曾說，落實“一國兩制”，他和香港市民走了“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正如董建華所言，現時香港的經濟已經處在回歸以來最好的時期，但要鞏固這些成果“還需要很大的努力、很大的力氣才可以”。他說，廣東對香港來說太重要了，香港對珠三角也非常重要。“粵港合作現時的基础非常好，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粵港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所以我對粵港將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港澳問題專家亦指出，盡管香港的經濟形勢現在呈上升勢頭，但仍有多項問題亟待解決，如財政儲備的減少並出現嚴重財政赤字，人力資源錯配、失業率仍處於歷史的高位，經濟轉型仍未完成等。而在施政理念以及市民對政府信心的恢復方面，政府仍須積累經驗，包括對危機的應變和處理能力。

事實上，曾蔭權亦一直非常重視與內地的合作，他本人曾多次代表特區政府參與內地的經貿活動。2005年1月，他就前來廣州參加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其時，他正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合作。據了解，2004年12月，曾蔭權亦率領香港商界前往汕頭及梅州考察，探索商機並促進經濟合作。而在2005年5月，香港舉行粵港經濟技術合作交流會，一方面鼓勵和協助內地企業來港投資了和上市，另一方面說明香港企業打進內地市場。               
               

本文摘自《香港騎士曾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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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騎士曾蔭權 曾蔭權生於清貧之家，他曾是為生活而奔波的推銷員；他服務過不同的政府，憑著硬朗、務實的作風，步步高升；他曾作為政務司長統領全港公務員大軍；他曾說：“我是流香港的血、飲香港的水，絕對不會出賣香港人”他宣稱：“用心、務實、為香港”他是真正“本土出品”的政務精英；他在香港是一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