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與中英爭拗

    進入後過渡期，中、英兩國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的爭拗，一直困擾著香港的社會及股票市場。1991年12月31日，當英國政府突然宣佈衛奕信將會在1992年中退休後離任時，坊間已有訊息指英國政府將會調整其對華政策（張順洪，1997）。其中甚至有分析指衛奕信在任期間傾向與中方妥協的政策，引來了保守黨內人士的不滿，希望新任港督會堅持英國政府的利益，與中方週旋（劉再明，1999；週建華，2003）。從這個角度來看，衛奕信的離任應是中、英爭拗的開始。
    衛奕信離任訊息傳出3個月後的1992年4月24日，英國首相府宣佈委任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C. Patten）為香港第28任港督，接替衛奕信，而彭氏在同年7月9日上任之時，正是中、英爭拗漸多，而關係又陷入低谷的時期。從另一角度看，彭定康的走馬上任，曾經給很多香港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由於彭定康一改過往港督高高在上的做法，選擇直接面向群衆，並在履新當日即親自“落區”巡視環境，並大打開明溫情的“食蛋撻、飲涼茶”的“親民牌”，令他迅即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形象。
    事實上，由於彭定康早有腹稿，履新前後除了禮節性的接觸外，並沒有刻意與中方官員溝通，至於上任後隨即施展渾身解數讨好普羅市民舉動的背後，則明顯給人博取市民支援增加日後談判籌碼的感覺（Patten, 1998）。正因彭氏早已預見下一步的結果，他並不急於與中方建立關係，而雙方初期仍能保持“君子風度”的景象，也隨同年10月1日國慶酒會的過去而一去不返。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立法局上發表上任以來首份施政報告，並在未和中方讨論的情況下，單方面提出重大的政制改革，而當中最具爭議性的地方，則是有關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安排。按照彭定康的提議，1995年的立法局議席將會取消9個功能組別的委任議席及10個選舉委員會的議席。為了填補這些議席，彭定康建議將香港的絕大多數工作人口劃分為九大行業，使每個行業均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各功能組別的代表。另外，彭氏又建議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會組成選舉委員會，並由他們選出原屬選舉委員會推舉的10個議席。（《星島日報》，1992年10月8日）
    施政報告發表翌日，港澳辦隨即發表聲明，指若政制改革建議不與《基本法》銜接，1997年後的特區政府將會別無選擇地“另起爐竈、重新來過”。除此之外，新華社社長週南也公開表示，中方不會接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顯示中、英兩國在1995年的選舉安排上有很大的分歧（《星島日報》，1992年10月9日）。由於中、英兩國關係緊張，在新機場委員會的會議上，中方拒絕了動用土地基金註資新機場工程的建議，訊息使投資者聯想到中、英關係的急轉直下，將會影響其他方面的合作，而恒生指數也在投資者預期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掉頭向下。
    10月20日，彭定康訪問北京，並先後會見了魯平及錢其琛等高層官員，希望遊說北京接受政改方案。不過，一如所料，中方堅拒接受。不但如此，港澳辦主任魯平更嚴厲地批評方案有“三違反”——即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及違反中、英兩國過往的外交協議和諒解備忘錄，要求彭氏撤回（《星島日報》，1992年10月23日）。
    對於中方的反對，有備而來又作風強硬的彭定康，或者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事實上，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英方堅持方案也屬無可厚非的事。針對中方所說的“三違反”，彭定康在某次記者招待會上高舉《基本法》，反問中方官員他到底違反了哪一條？是哪一章及哪一節？言下之意，英方將會堅持政改立場和原則，不會退讓（《星島日報》，1992年11月25日）。由於雙方各自表述，溝通或談判往往只會演變成指責，令夾縫中的香港人頗感無奈。
    由於雙方各不相讓，北京政府在11月14日發表公開聲明，表示絕對不會接受港英政府單方面提出的所謂政改方案，而當時的副總理朱镕基在英國會見英國首相馬卓安（J. Major）時也清楚表明，政改方案有可能影響中、英兩國的經濟合作。同月月底，中、英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在會後指出，9號貨櫃碼頭合約有違兩國的聯合聲明，中、英兩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引起社會人士很大的擔憂（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November 1992）。
    為了進一步回應英國政府在政改問題上的一意孤行，中國政府在11月30日下午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明確表示港英政府所簽訂或批出的合同、契約和協議，有效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中方絕對不會承認英方單方面簽署而跨越九七的任何合約，訊息使香港社會——尤其商界人士——大為緊張（《星島日報》，1992年12月1日）。另一方面，由於中方明白到彭定康及其主要領導班子只會跟中國政府“對著幹”，並不再存有合作的希望，因而決定禁止司局級幹部與港府官員接觸，使中、英對抗的行動進一步升級。之後的12月17日，新華社更加發表評論文章，不點名但?言詞尖刻地批評早前公開支援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怡和集團，指其為商界的“害群之馬”，一直以不光彩手法謀取利益。在西方傳媒看來，中方的做法顯然想從另一層次打擊彭定康（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December 1992）。
    雖然中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英國政府施壓，希望英方回到原先的承諾和協議上來，但彭定康仍認為政改方案沒有任何不對，並堅持在1993年將之“刊憲”（即展開正式的立法程序），然後提交立法局審議。在既憤怒又無奈的情況下，中方宣佈取消原先的“直通車”（through train）安排——即原港英時期在1995年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議員，不可以順利過渡成為第一屆特區政府的立法會議員，取而代之的乃是“另起爐竈”——即成立“臨時立法會”，以確保主權的順利移交。正因如此，自1993年至1995年底，中、英雙方仍一直爭拗不絕、罵戰連連。
    回頭看，在彭定康上任後的後過渡期內，由於中、英雙方為著政改問題而鬥個你死我活，因而也虛耗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以致很多民生、社會及經濟等問題被忽略了，令不少香港人感到無奈和歎息。另一方面，由於兩國關係惡劣，很多與回歸及新機場計劃有關的重大事務安排，也因意氣之爭而被窒礙或拖慢，使香港的社會及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至於一向敏感的股票市場，更隨著雙方罵戰的不斷升級而起起落落，令不少投資者無所適從。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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