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遠東會”與競爭漸湧現

    1969年11月8日，報紙上首先傳出李福兆、王啟銘等人已根據《公司法》在1969年10月31日向政府登記，創辦另一家全新的交易所——遠東證券交易所（The 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訊息使社會大為震動，而股票經紀們更大為緊張，擔心新交易所會影響他們的生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November 1969; Hong Kong Standard, 8 November 1969）。訊息傳出後，行動迅速的記者馬上向傳聞中的主角李福兆求證，李氏如此說：
    （香港）上市公司的數目，一直都維持在65家左右，但工廠的數目已由1947年的3000家上升至1969年的12300家，至於進出口金額更由1947年的121600萬元攀升至1968年的842800萬元……上市公司的數目，明顯不能反映香港經濟整體力量的增長。（Hong Kong Standard, 8 November 1969）
    李福兆雖然沒有直接回應記者的提問，但他所列舉的數據，卻十分清楚地說明了當時股票市場未能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步伐的事實。也即是說，成立新交易所不但是大勢所趨，也是經濟及社會實質需求強大的一種表現。
    針對遠東證券交易所的籌劃，《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訪問了一些經紀及商人，了解他們對新交易所的看法。從報紙報道上看，大部分受訪者的態度都頗為保守。有不願透露身份的受訪者指出，股票市場充滿變數，人們不應以當時股市蓬勃而貿然成立交易所，應該想到股市淡靜時又如何維持的問題。有些則直截了當地指出當時社會沒有成立新交易所的必要，又說如果新交易所沒法吸引新的資金和新的投資者，只會給市場帶來負面沖擊。也有受訪者質疑那些帶頭創立新交易所人士的動機，認為他們只是為著個人利益，沒有考慮社會實際情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November 1969）
    至於其他報紙如《星報》（The Star）、《虎報》（Hong Kong Standard）及《中國郵報》等，也訪問了一些市場中人，了解他們的看法。整體上看，受訪者中以反對聲音居多、支援聲音較少。就算是支援的，態度也頗為審慎。至於反對者中，則以直接競爭對手——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聲音最大。舉例說，該會主席A.H.砵士便對記者這樣說：“成立新交易所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們是一家辦得很好的交易所，就算是在最近交投十分炽烈的時期，我們的運作也是很好的”（The China Mail, 10 November 1969）。A.H.砵士的言下之意是，既然香港證券交易所辦得這麼好，運作這麼畅順，市場根本就沒必要成立另一交易所。
    除了A.H.砵士立場鮮明地反對成立新交易所外，香港證券交易所的其他經紀，也先後在報紙上發表反對言論。當中甚至有人要求政府馬上立法，制止任何新交易所的出現（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November 1969; Hong Kong Standard, 12 November 1969）。在1969年11月10日的《星報》上，有香港證券交易所的經紀甚至直接致函報紙，質詢新交易所成立的動機。該函件提出三大質疑： （一） 新交易所成立的目的何在？全世界的交易所都是非牟利的，新交易所也屬非牟利性質嗎？（二） 創辦人是否因為自己想做股票經紀才籌辦交易所呢？他們想以什麼作交易呢？（三） 是否買賣那些已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挂牌的股票呢？或是自行引入新股票呢（The Star, 11 November 1969）？
    對於這些尖銳而辛辣的責問，李福兆不但沒有回避，反而表現得落落大方，答案也很清楚直接，他這樣解釋：
    首先，我們是從公衆利益出發的。香港需要多些金融設施來支援工業發展，我們希望看到較細規模的企業也可以有機會獲得資金，從而平衡和減低籌集資金的成本。現時只有大公司才能公開集資，而交易所又往往將規模較細的公司拒諸門外。新交易所將會鼓勵較細規模的企業上市……遠東證券交易所是一所非牟利的組織……在開始時，我們希望有32個經紀會員……我們將會鼓勵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經紀加入……當然，在開始時我們會以現時已挂牌的股票作交易，之後，我們會逐步引入新股票（企業）。（The Star, 10 November 1969）
    當社會仍對李福兆等人成立新交易所的舉動議論紛紛之際，市場又傳出有另一家證券交易所正計劃開業，而該籌劃中的交易所，便是金銀證券交易所（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 December 1969）。訊息進一步引來香港證券交易所成員的憂慮和不滿。A.H.砵士更以“難以置信”來形容股票市場的發展，並認為“根本就不夠生意做……紐約也只有2家交易所，香港實在沒可能容納3家（交易所）。”（The Star, 11 December 1969）
    雖然香港證券交易所（以後簡稱“香港會”）的會員們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反對成立新交易所，但因香港乃自由經濟體系，法律上既沒規定他人不能開辦股票交易所，之前又有各自開辦的先例，政府也不敢貿然干預。大約半個月後的1969年12月17日，遠東證券交易所（以後簡稱“遠東會”）正式開業。開業首日，氣氛熱鬧，成交額更高達211萬元，而“香港會”也只不過有456萬元（Hong Kong Standard, 18 December 1969）。這個為數不少的成交額，除了展示“遠東會”本身的實力，也衬託出“香港會”的經營和運作，已落後於社會，如果他們不急謀對策，改變過往故步自封的態度，其領導地位將會岌岌可危。
    從歷史的角度看，“遠東會”的創立，不但打破了戰後“香港會”壟斷香港股票市場的格局，還引起其他人的效法，紛紛成立證券交易所，使香港股票市場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華僑日報》，1969年12月19日）。對於這項重大創舉，曾經在“遠東會”任職十多年的張燕群這樣說：
    在1969年“遠東會”成立之前，“香港會”是一個壟斷的會所，該會大部分會員都是英人或主要由英資所把持的。對入行的限制方面，我個人的看法是，那時是一小撮人或某一個階層人士的玩意。對整個香港來說，投資的渠道不是開放的，故導致1969年“遠東會”的成立，至於1971年的“金銀會”（即金銀證券交易所）及1972年的“九龍會”（即九龍證券交易所），也是如此。所以“遠東會”的成立，可說是打破了“香港會”的壟斷局面，而華資企業也從此崛興。由於他們（華商/華人）之前受到排斥，故他們要另尋生存空間，當時的對抗性應該是很強的。（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說實在的，歷史發展的大潮不是個人主觀意願可以阻擋和轉移的。對“香港會”來說，“遠東會”明顯是不受歡迎的。雖然他們欲“除之而後快”，但卻有心無力。傳統的智慧告訴我們，當一道阻擋去路的城門被推倒時，一擁而上的士兵絕對不可能只有一個。換言之，“遠東會”的突破性舉動，不應被理解為單一或特殊事件。事實上，當“遠東會”成功突圍時，其他“慕利”而來的競爭對手亦已磨刀霍霍，並急不可待地希望在這個市場上一展身手。一句話，“遠東會”的誕生，不但意味著壟斷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了開放及競爭年代的開始。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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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股市是什麼？是投資融資的交易所！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晴雨表！是國際資本的角力場！一談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極為活躍的股票市場。如果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那麼說股票市場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反對。事實上，香港從一個細小而荒蕪的小島，發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場，過程的曲折和多變，實在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統地去分析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紮根的始末，卻肯定可以填補歷史上的空白，為相關的研究提供一個讨論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