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節：英占初期的香港經濟(9)

　　

　　兩次鴉片戰爭之間中國輸入鴉片數量的增加，同英國和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變為鴉片走私中心的政策是分不開的。早在1843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便提出："有必要停止目前將鴉片船排出香港水域及港口的一切措施。"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贊同他的主張，並就此向港英第一任總督甸乍發出了相應的訓令`。不僅如此，港英還採取在中國近海設定鴉片趸船，在陸上設定據點，通過香港政府給鴉片走私船發放航行執照並準其懸挂英國國旗，直至允許武裝販運等等手段，不遺餘力地掩護和鼓勵鴉片走私。據中國海關英籍代理總稅務司赫德1861年的報告，當時運抵中國的大量鴉片，"並非運至通商各口，全系先運至香港。??每月由香港有火輪船四五只，裝載洋藥（指鴉片）至上海"a。由於鴉片走私既不納稅，又不受中國法律制裁，並且得到港英當局的庇護，是一項"三全其美"的賺錢最多最快的生意，因而人人都想從中大撈一把。1855年，美國駐香港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我確實不知道此間是否有哪怕一家商號，不以某種方式從事這項貿易或對它發生興趣。"b這樣，香港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鴉片走私中心，並且保持這個地位達30年之久c。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總部設在香港的從事鴉片走私的洋行以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為最大。1843年怡和洋行有5艘飛剪船往來於印度、香港間，另有6艘往來於香港與中國沿海鴉片趸船停泊處。颠地洋行從事鴉片走私的規模和怡和大體相同。另據香港《德臣西報》提供的數字，當時中國沿海共有外商（主要是英商）的鴉片趸船40只d。

　　1858年，清政府一方面屈從英國的壓力；一方面是為了籌措鎮壓太平軍的軍饷，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使鴉片的流毒越發不可收拾。居住在北京的俄國東方學家王西里（1810-1878）描述當時的情況說："過去（中國）抽鴉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幾乎限於沿海的少數城市；現在吸食鴉片者不僅遍及全國，而且擴展到蒙古和滿洲。過去吸鴉片是偷偷地吸，現在款待客人用鴉片煙槍，不用茶碗。"`王西里這個記述是符合事實的。

　　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走私活動不僅沒有收斂，而且更加猖獗了。港英在清政府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當年（1858年）即通過法例，準許將香港熬制的原來只限在本埠銷售的鴉片煙膏運往他埠發售，而且不論生、熟鴉片均可。19世紀60年代中期，廣東省鴉片年消費量約為18 000箱，其中報關入口的不足五分之一a。

　　英國、印度和港英政府從鴉片貿易中獲得巨大收益。僅1852年由半島東方輪船公司運往印度的白銀即值6 074 845元，合1 265 592英鎊b，其中絕大部分是鴉片的價銀。另據《英國議會文書》所載：1840-1841年印度從輸華鴉片獲得纯收益874 277英鎊，1857-1858年增加到5 918 375英鎊，1859-1860年仍達到5 169 778英鎊。c鴉片收入在印度財政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840-1844年為5.3%，1855-1859年猛增到14.1 %。d由於鴉片貿易在中英印三角貿易中的關鍵作用，而當時印度又是英國的直轄殖民地，因此歸根結底，鴉片收入是英國的一項巨大財源。

　　四、殘酷的苦力貿易

　　苦力貿易是英占初期香港又一個"黑色貿易"專案。184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和四年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引起了淘金熱，極大地刺激了香港苦力貿易的發展。當時華工（苦力）出國主要是採取"契約工"的形式。在香港從事苦力貿易的有三種人：一是裝載苦力的船舶的船長；二是西方國家派來的政府"移民"代表；三是以英商為主的在港歐美商人以及與他們勾結的華人掮客（俗稱"客頭"）`。最初經營向加利福尼亞販運苦力的兩家行號是和行(Wo Hang)與興和行(Hing Wo)`，後來又增加了怡和、颠地等洋行。它們的經營方式一般是派遣客頭深入中國沿海省份，用拐騙、賭博甚至直接綁架等手段，將當地的青壯年男勞力運到香港。然後以"償還"出國船費和伙食費為名，迫使這些青壯年簽訂契約，承諾為購買苦力的買主工作一定年限。最後將這些青壯年裝上有夾層舱（為了便於多載）的苦力船，把他們運到美國、南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等地做苦工。香港的苦力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盛極一時，據港英船政廳報告：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結關登載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船籍為英國的占64艘，船籍為美國的占24艘a。1851-1872年間，從香港運出的苦力華工總計達到320 349人b。上述數字說明香港的苦力貿易達到何等巨大的規模。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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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