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節：英占初期的香港經濟(8)

　　

　　（三） 金融業

　　金融業健全發展的前提是必須有切合當時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流通需要的貨幣制度。19世紀三四十年代，各國對華貿易的通用貨幣是西班牙銀元和墨西哥銀元。前者被中國人俗稱為"本洋"，後者俗稱為"鷹洋"。這些銀元和中國國內流通的銀錠、碎銀以及制錢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英國佔領後香港最早的貨幣。1842年3月29日，第一任港督甸乍頒佈公告，認可上述銀幣、銀錠、碎銀、制錢以及英國鑄造的銀幣和東印度公司發行的銀洋在香港市面上流通，這個法令基本上反映了英占初期香港隨同中國實行銀本位制的實際情況。盡管以後不久英國政府硬要香港實行金本位制，以英鎊和印度銀元作為本位貨幣，但港英政府知道這樣做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因此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並未真正執行。1845年5月，港督甸乍更頒佈法令，把本洋、鷹洋、其他南美國家的銀元以及中國的制錢並列為法償貨幣，同時規定這些銀元對英鎊的兌換率是1銀元兌4先令2便士，而1先令則兌中國制錢288枚，這是港英政府發出的在香港正式實施銀本位制以及具體實施細則的文件。當然硬性規定金本位制的英鎊和銀本位制的銀元的固定兌換率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兩種貨幣的兌換率只能隨著市場上金價與銀價的不斷波動而波動。而同一時期港英政府的財政收支卻是以英鎊作為計算單位，港英官員的薪俸也以英鎊發給，形成英占初期民間和政府使用兩種貨幣實行兩種本位制度的趣怪現象，但這卻是港英政府既要應付英廷又要適應當地情況的一種不得已的做法。

　　香港第一家現代金融機構是總行設在孟買的英資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舊譯名為東藩匯理銀行、金寶銀行或麗如銀行）1845年在香港開設的分行。接著英資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呵加利銀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分別在1857年和1858年開設分行。到1859年，總行設在倫敦的英資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舊譯名為麥加利銀行）也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當時島上最大的一間銀行。這四家銀行都經營進出口押匯業務，為買賣雙方提供信用保證和買賣進行期間的融資。同時，轉口貿易也帶來蓬勃的外匯買賣業務。其中東方銀行以鴉片押匯為主要業務，而渣打銀行在中、英、印三角匯兌業務中占有最大份額。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本地商業和房地產業日益發展，制造業也興旺起來，又陸續出現了銀號、典當業、銀會等多種金融機構和股票、外匯，金銀等多種金融市場。這些，我們將在本書第四章進行評述。

　　三、愈演愈烈的鴉片走私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後，英商首先利用香港作為他們進行鴉片走私的中心，接著又利用香港作為販運中國苦力的基地。關於英占初期香港的鴉片和苦力貿易，餘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作了詳盡和精辟的論述。本書對這兩個方面的記載，均主要根據《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特向餘、劉兩位教授和《十九世紀的香港》其他各位作者深致謝意！

　　販運鴉片是英占初期香港英商最主要的經營專案。鴉片戰爭之後，中英《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都沒有對鴉片貿易做出具體規定。英國政府一直企圖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清政府在1858年之前雖未同意，但也不敢嚴格查禁鴉片走私。而英國鴉片商一直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既不受中國法律制裁，又無需納稅，因此他們並不希望鴉片貿易合法化。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蒂爾所指出的："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頭號敵人當然是英國大商行。"`

　　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時就職後發現：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資金又非政府雇員的英國人，幾乎無人不從事鴉片貿易"，鴉片"在整個沿海都有交易"a。同年，香港有12家商行主要經營鴉片業務b。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報告承認鴉片是香港的主要出口貨物。同年，香港用於鴉片走私的飛剪船有71條，其中19條屬於怡行洋行，13條屬於颠地洋行。1847年，香港出口總值226 130英鎊，其中鴉片出口值195 625英鎊，占86.5%c。1845?1849年，從印度運出的鴉片大約有3/4經香港轉運中國沿海各地d。直到1847年年底，中國每年輸入鴉片數量一直保持在3萬箱左右。1848年以後，由於長江流域逐步開放，運進數量進一步增加，特別是1850?1860年間增加更猛（見表3-3）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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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