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真的具有某種神秘的相似性，那麼我們可以大膽猜想，那個曾經標志著美國體系最終消亡的決定性危機，將不會發生在老霸權的美國那裡，而會發生在那些新霸權的競争者那裡。其中邏輯在於，新霸權最有力的競争者，往往也是將舊體系的繁榮模式發揮到極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後，中國作為新霸權的候選者幾乎已是衆望所歸，毫無懸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場身影隐約的危機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國。
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遭遇一場重大調整的明確迹象。其中寓意最為深刻的信號是中國在2008年發生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最高紀錄的通貨膨脹。這說明，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達到極限。與此同時，中國股市從2007年6 000點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續了10年之久的房地產牛市也顯現終結迹象。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將要經歷一場重大的調整。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美國人與中國人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搶在中國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機，好像生怕在危機競賽中輸給了中國人。在這一場陌生而又令人驚恐的全球危機面前，中國的經濟管理者採取了超常規的反危機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劑量的貨幣刺激和財政刺激。有趣的是，這種罕見的刺激卻被中國官方非常謙虛地稱做“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就像給中國經濟灌進了一大瓶茅台，勁頭固然十足，但神志卻多少有些恍惚。其結果是，中國經濟沒有經過任何調整，幾乎毫發無傷地度過了全球危機。這種在危機時期令人豔羨的經濟表現，不僅讓中國奇迹變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謂中國模式橫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國環顧海内顧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這不是被許多人誤認為的那樣是又一個增長週期的起點，而是一次重大危機的肇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表現帶來的另外一個結論是，無論外部及内部的觀察者們都一直認為中國的内需潛力無限。這種内需不僅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奇迹的動力，也是平衡全球經濟最為寶貴的資源。然而，我們或許很快就會知道，這個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過是海量貨幣堆砌的海市蜃樓。在反危機的短短兩年之中，中國的貨幣擴張已經創造了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紀錄，而其吹出的資產泡沫也可能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次貸危機之後，中國的貨幣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機措施實際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礎上疊加了一個更為巨大的泡沫。對於行政性國有銀行占絕對主導地位以及遍佈樂觀主義者的中國來說，信貸及貨幣擴張總是容易而且讓人快樂的，但收縮卻可能令那些貨幣饕餮者們瞬間窒息。
誠如前述，經濟的調整、蕭條本是經濟的一種自然過程。其目的就是對過往不當投資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動物精神的一種自我清算。調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經濟體就可能變得越是健康，其積蓄的增長能力也就越是強勁，所謂蓄之愈久，發之愈猛。反之，在一個人已然高燒的情況下，非要逼著他百米沖刺，其結果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調整的力度和烈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後強勁表現很可能就不是什麼值得慶幸的事情，而是一個超級調整即將來臨的兇兆。顯然，全球金融危機將中國可能的經濟危機推遲了，但同時也放大了。現在不調整，並不等於未來不調整，經常的情況往往是，在我們徹底忘卻危機的時候，它卻猝不及防地從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樣，危機也從來不會提前10分鐘通知你。
我們無法確定，中國是不是有一種奇特的智慧能夠用一種更加溫和的方式來完成這種自我清算和自我調整。但我們看到的種種證據已經顯示，中國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中最終和最大的受害者。
基於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清醒理解，我們無法像衆多的中國經濟學大師一樣責難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在諸多政治及社會約束條件之下，制造泡沫，推遲危機對於他們來說，顯然是最為理性的選擇。毫無疑問，這是無關管理者個人智識和理性的制度選擇—是一種中國在30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慣性所致。然而，無論原因如何，災難性的後果可能已經鑄就。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