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錢之熱，端賴於經濟體系内部的“溫度”，“溫度”合宜，所有的錢都會變熱錢。比如，通脹惡化的時候，窮人的錢會搶購，富人的錢則會毅然出走。這幾股資本如果匯流，那麼就會在中國掀起資本外逃的滔天巨浪，引發人民幣短期的巨幅貶值。而這一過程也將反過來大幅度推升中國内部的通貨膨脹，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也許在那個時候，中國真的會有所謂輸入性通脹了，因為一切需要進口的東西都會變得如此昂貴。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當我們真的需要人民幣升值以抑制通脹的時候，人民幣卻無可奈何地貶值了。
一般而言，所有的極端因素都是互為條件的，因而他們往往會一起出現，並在危機的過程中相互加強。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比如，惡性通脹、資本外逃、實體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政治及社會危機總是會一起到來，並在危機過程中互相強化彼此的勢頭。這個時候，可能很難用這些因素在系統穩定時候的那種關系來理解。在中國這樣一個整體性社會中，中央政府總是通過其高度集中的資源及控制能力化解、救濟經濟體系内分散的顯性危機，因而個別的危機總是被迅速化解，從而支持整個系統的穩定。但也因為如此，分散的風險也不斷上移，向中央政府累積被並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不支，危機將是全體系的。
當系統出現整體性的巨大風險時，逃離系統將是大部分人的選擇。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如果中國出現系統性的重大風險，那麼所有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都將成為高風險資產，在這個時候，資本外逃就會風起雲湧以尋找任何相對安全的地方。這種前景離我們並非遙不可及。如果是那樣，中國就可能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在本文寫作的2011年4月，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中國資本外逃的任何迹象，但到了2011年三季度，中國銀行存款開始出現反常迹象。在7月份，中國銀行系統存款罕見地減少了6 000億。另據中金公司的統計，在2011年10月，中國資本流出規模達到1 800億元。而到了年底，人民幣匯率更是出現了連續十餘個交易日觸及跌停價格的“轟動”記錄。對於那些被人民幣升值預期徹底催眠的人們來說，這個記錄當然是震撼性的。雖然我們不能就此判斷，人民幣已經出現系統性的貶值趨勢，但它至少提示我們，人民幣的貶值已經不再是一種邏輯上的推測，而且具有現實的可能）。
有人以為，中國有3萬億美元雄厚的外匯儲備，足以應付資本外逃。然而，3萬億美元對於可供外逃的資本來說，實在是一個杯水車薪的小數目。有人統計，中國家庭部門的總資產大概是11萬億美元，其中隨時可變現的存款及股票大約7萬億美元，按照普遍的估計，這些流動性資產大約有一半集中在1%的高淨值個人手中。這樣算下來，中國高淨值個人隨時可變現的資產就已經超過外匯儲備。如果再加上各類外商投資及熱錢，中國的外匯儲備恐怕經不起兩輪敲打。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