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7%的發展速度也不算低了。”看得出，這位領導人是在向中國衆多的GDP發燒友喊話，說服他們接受一個更為理智的增長速度。他接著補充道：“真正實現有質量和效益的7%的增長速度，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溫總理的這個喊話暗含了某些特別對象的話，那麼肯定是那些對中國經濟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和各級地方官員。在這些在過去輕而易舉就能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地方官員看來，7%的速度無疑是一個十分保守的目標。不僅委屈了中國經濟的實際潛力，還需要這些對增長速度有強烈嗜好的地方大員們付出巨大的克制。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從現在開始，7%可能不是一個需要拼命壓抑才能降下來的低目標，相反，正如溫家寶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高目標。
誠如我們在上面部分已經判明的，全球體系已然進入零和博弈的時代。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外部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如果不是負的話，也會進入一個持續下降的時期。事實上，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2月份，中國又一次出現了罕見的貿易逆差。在這個月，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73億美元。這讓那些早已經將危機忘到九霄雲外的分析師們大吃一驚。雖然這個單月數據並不能證明什麼，但一個明白無誤的趨勢則是，中國已經快步邁進成本的長期上升週期。這意味著，在勞動力、環境、土地、社會保障、匯率等諸多成本都不斷提升，而外部需求卻停滞甚至萎縮的情況下，淨出口對中國經濟貢獻的不斷下降也將是一個長期趨勢。在某些特殊時期，它甚至可能出現猛烈的負面沖擊。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那麼作為一個給定條件，中國要想實現過去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給所謂内需了。
消費之所以被中外各方人士寄予厚望，是因為中國有低得離奇的消費率。即便在政府使出渾身解數大力刺激消費的2009年，中國的消費率也只有48.6%。無論與何種類型的國家比照，這個數據都低得離譜，雖然有研究指出，由於統計上的原因，中國的消費率被低估，尤其是諸如房地產、醫療等服務業消費存在嚴重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的消費率嚴重偏離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個事實。這也是被政府、學界以及民間衆口一詞認定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指標。然而，蹊跷的是，就整個消費本身的增長看，中國的消費多年來一直處於高速穩定的增長之中，在200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更是實際增長了16.9%。這種增長不僅遠遠超越同期GDP，與其他任何國家比也都足以自傲。這其實說明，中國消費的絕對增長實際並不低。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