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美國促使中國保證重點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將它們作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部分條件。美國又一次在一扇微開的門上推了一把，因為當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朱?基正在試著利用外部壓力推動國内的進一步改革。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出了許多讓步，10年後，一位中國的高級談判代表將多哈回合的僵局視為中國得到回報的契機。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帕斯卡爾R26;拉米在多哈回合中作出了讓步，這也被七國集團（不包括印度）中的大多數國家暫時性地接受。在這之後，美國的談判代表來到日内瓦的中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館，試圖從中國獲得更多的讓步。保羅R26;佈盧斯坦這樣寫道：“美國談判代表們知道，他們的要求很難讓中國接受，因為從1999年中國參與有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以來，中國人就一直懷恨在心，他們覺得，是美國脅迫他們接受那些過於嚴苛的條件……”
也許，對中國開放的激進性更為有力的例證，就是中國開始實行重商主義的匯率戰略（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來的貿易開放給自己所作的補償。
美國時而支持自由化，時而反對自由化，這不是因為美國在達到某些目標上沒有貿易夥伴與它共謀。最重要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樂於看到紡織和服裝業不受國際規則的約束，它們將這作為在制造業内不承擔自由化責任的一種交換條件，因為它們在思想上是忠於國内的進口替代和保護主義政策的。能力有限的紡織品出口商鐘情於有保證的配額，而不是來自其他更具競争力的出口商們的開放競争。這些出口商即使不占大多數，也有很多是這樣的。這就是《多種纖維協定》背後的秘密及其存在如此之久的原因。
美國也不是總能達到它想要的效果。例如，在東京回合的談判中，美國就不能明顯地規制歐洲經濟共同體有關農業政策的施行。同時，美國也不能迅速地達成所願。從1982年起，美國就開始努力確保全球知識產權和服務的自由化；到1994年，美國才在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中達成了最後的協議。這期間歷時12年，談判過程也是曲折複雜。而美國也確實只有“付出”才能達到它的目標。例如，為了在全球範圍内開放知識產權和服務業，美國也不得不開放自己的這些產業。
但是一般來說，貿易體系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於美國的努力還是承認的。雖然美國不能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塑造和操縱貿易體系，但是美國確實改變了貿易體系，而且比任何國家改變的都要多。
下面我們就把美國主導的這段歷史與今天的主導，特別是與中國的主導相比。在過去的5年裡，美國一直試圖改變中國的匯率政策。中國一貫實行估值偏低的匯率，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中國的經常項目持續順差且數額巨大，並導致其外匯儲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3萬億美元的水平。自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的匯率政策在美國已經具有了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在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資源未被充分利用。這些都使中國估值偏低的匯率顯得更像是一種以鄰為壑的政策。然而，美國為改變中國的政策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見成效。
美國威脅要採取單方面的貿易行動，但是這些威脅並沒有轉化為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立法行動。參議員查爾斯R26;舒默（紐約州）和鮑勃R26;格雷厄姆（佛羅裡達州）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全面的關稅，而這一提案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2010年10月，衆議院通過了一個法案，但是這個法案的效力明顯很弱，因為與1971年尼克松增收進口附加稅相比，它的影響力僅限於一小部分從中國進口的商品。
這種在行動上的無能從中國不斷上升的主導地位上可以反映出來。在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不需要得到廣泛的支持：從勞動力的角度來說，針對中國估值偏低的匯率採取強硬行動可能會很受歡迎，但是就資本——美國的公司們——來說，它們的態度充其量也就是模棱兩可。美國在中國的公司和主營對外出口的企業實際上可能從中國估值偏低的匯率中受惠良多，而其他在華投資的或與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報複性行動面前——如不讓它們參加中國的政府採購合同競標——卻是不堪一擊。因此，美國只敢動口，不敢動手。考慮到美國在10年前還能強迫中國徹底開放其農業、商品和服務市場作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現在中美之間力量的平衡顯得更為突出。
當然，中國也在通過各種方式來加強其經濟實力。比如，吸引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讓美國公司在中國有利可圖來影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等。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是美國貿易行動的目標，但是日本卻沒能成功地抵禦針對其採取的貿易措施。日本當時在經濟上沒有中國今天這樣重要，而且日本通過限制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失去了在美國創造一個利益群體，讓他們為日本的利益說話的機會。
即使中國能夠通過其對外投資規模和對外投資的戰略性運用來抵抗美國行使其權力，中國也只會間接地這樣做。例如，中國將其盈餘用於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投資，還運用其經濟規模來加強同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和金融關系。（中國提出援助建設一個巴拿馬運河的替代設施，以此來推動哥倫比亞未來的發展，就是對這種現象的一個很好的說明。）最近，中國提出要購買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債務，以此來預防或減輕歐洲金融市場的混亂。（2011年4月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西班牙時，西班牙總理何塞R26;路易斯R26;羅德裡格斯R26;薩帕特羅說：“中國是西班牙最好的朋友。”）
中國的匯率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美國都造成了影響。但歐洲和新興市場國家並未提出質疑，而美國卻獨自承擔起促使中國改革的重任。也正是因為這樣，美國的努力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國現在擁有了更多的盟友和更少的批評者，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國通過金融和貿易關系來消除潛在的反對聲音。如果所謂主導地位就是不做他人想讓你做的事情的話，那麼中國的美元儲備和巨大的市場已經把主導權送到了中國的手中。
美國影響力日漸衰落的另一個例證與貿易有關。今天，多哈回合談判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很複雜，這是因為奧巴馬政府在關於是否結束此回合談判的問題上矛盾重重。但是，在2000~2006年間，美國的總統是共和黨人，國會也被共和黨把持，這樣的一個組合會更有利於貿易的開放。但這種組合既不能減少來自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反對聲音，也不能成功地完成多哈回合貿易談判。
本文摘自《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
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這本激起國内外經濟領域争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於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