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中國各級地方政府不僅將土地直接賣給各類開發商以圖利，還大量通過地方融資平台將土地抵押給銀行，直接套取巨額現金。2009年之後，地方融資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據最早指出地方融資平台嚴重問題的美國西北大學助理教授史宗瀚先生的統計：2004~2009年底地方投資機構的借貸總規模為1.6萬億美元左右。這個數字已經占2009年中國GDP的1/3，更遠遠超過了政府的賣地收入。既然土地不僅能賣給開發商，而且還能直接賣給銀行，地方政府吹大房地產泡沫的動機就變得極其強大。荒唐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在這個遊戲中幾乎沒有任何風險，是一個淨收益者，因為無論是直接從銀行抵押出來的錢，還是開發商從銀行借貸出來買土地最後奉送給地方政府的錢，地方政府都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風險全部集中在銀行，或者幹脆說集中在對金融系統風險負最後責任的中央政府。在這樣一個風險與收益完全不對稱的遊戲之中，地方政府唯一要幹的，就是竭盡所能推高土地價格，在短期内實現可支配現金流的最大化。讀者高明，當能一眼洞穿這個遊戲中還有一個關鍵的參與者，那就是銀行—更準確地說是國有銀行。作為為風險定價的專業機構，銀行本來會自我約束，按照項目本身的風險做出商業判斷。然而，情況完全不是這樣。花費巨大成本改制據稱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國有銀行，顯然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長期的責任約束機制。那些看上去像銀行家的負責人們，實際上仍然是隨時等待升遷的官員。相當悖謬的是，改制上市之後的中國國有銀行卻具備了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的動力。給地方政府貸款，顯然絕佳地契合了中國銀行家獨特的責任約束機制。即便貸款爛了，那不僅是很多年之後的事情，而且也是爛在政府那裡。誰跟誰呀，本來就是一家人。知道這一切，我們就太容易理解地方融資平台為什麼門庭若市，各類銀行為什麼趨之若鹜了。在20世紀90年代被強行拆散的地方政府與銀行的姻緣，卻在新世紀被土地更加緊密地捆在了一起。
正是在地方政府主導，國有銀行緊密而默契的配合之下，中國嚴重高估的土地及住房價格泡沫越燒越旺，直到今天變得難以收拾。在2010年，中國主要城市的土地價格在原來就已經嚴重高估的基礎上，放量大幅上漲60%，在中國北京，商業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更達到100%。任何對投機市場有經驗的投資者，恐怕都很難說服自己這不是泡沫的最後瘋狂。從任何角度看，中國的房地產價格都已經嚴重背離其可能的未來收益以及普通人的消費能力—這對應於房地產的投資品屬性和消費品屬性。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