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三個決定因素
在識別出經濟主導地位的潛在決定因素，並將其縮減至三個因素之後，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衡量這三個挑選出來的決定因素，即資源、貿易和外部融資。首先值得註意的一點，就是對一個國家作出的有關這三個決定因素的衡量，是以這個國家占世界總量的多少來表示的：一個國家所占的份額越大，其他國家，包括競争對手的份額就越小。這表現出了權力和主導的根本的零和性質。
資源
對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最簡單的衡量方式無疑是通過其國内生產總值來衡量。但是問題在於，是否應該用市場匯率，或是這個國家的貨幣的真實購買力來評價該國的國内生產總值。利用購買力平價來比較不同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方式是廣為接受的。但是，利用購買力平價來估測經濟主導就不是這麼廣為接受了。相反的觀點認為，對權力和主導地位來說，“美元”才是重要的，這是偏向於國内生產總值的、建立在匯率基礎上的傳統市場衡量方式。
然而，主導地位是與現實資源（或是與這些資源提供的現實服務）有關的。這些資源能夠被國家利用，在行使或展示實力時，能與其他國家相匹敵。因此，問題在於：究竟什麼資源是可以用來提升實力，以及應該怎麼估量這些資源。要註意的是，這個問題在衡量主導地位的其他決定因素，即貿易和外部融資時並不存在，因為這二者必須通過傳統的，或是建立在市場匯率基礎上的美元來衡量。只有在評估廣泛的資源可用性時，購買力平價問題或市場匯率才變得相關。
作為一種練習，我們首先設想在未來，美國和中國會有一次軍事對抗（行使主導權的極端例子）。然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這次對抗中，兩個國家各自能夠調動哪些相關的資源（現實資源）？
如果這場戰争所需的現實資源全部是可交易的商品（在中國軍事設備是不可以交易的）的話，那麼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的國内生產總值就把中國可用的現實資源誇大了。“真正的”美元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如果發動這場戰争需要動用國内不可交易的資源（如士兵或中國自己能制造的部分設備）的話，那麼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國内生產總值事實上就是主導地位的一個很好或更佳的表現。因此，只要權力及其行使需要部分國内的（考慮到人的參與）和部分可交易的經濟資源，以市場為基礎和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相結合的匯率衡量方法是估量這些資源的正確途徑。
事實上，阿蘭R26;赫斯頓和貝蒂納R26;阿托恩用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了國際上一些適於比較的國家的軍費開支。結果顯示，市場匯率不能準確地反映國家間的薪酬和採購的差異，因此也不能準確地反映不同國家可用的真實的軍事資源。不僅在軍事方面（現實資源並非只是美元）如此，在更廣的範圍内亦是如此。因此，指數在衡量國内生產總值時，一半是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出發，而剩下的一半則是從美元的角度出發。
貿易
在衡量貿易時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主導的正確衡量標準究竟是進口、出口、二者的產品構成、二者的地理集中，還是這些因素的結合。為了避免複雜化和受制於數據的可用性，我只使用一個國家的貿易——以進出口產品的數量衡量——在世界貿易中占的份額作為經濟主導指數的相關衡量標準。
正如該指數表現出來的一樣，衡量貿易時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一衡量方法可能會出現失真，這是因為通過供應鍊和外包，增值鍊會不斷地變得分散。這可能會導致誇大貿易的影響，進而誇大貿易帶來的主導優勢。但是，這種潛在的失真是有限的，因為所有的衡量標準都是相對的。如果世界貿易整體的增長是由分散化引起的話，那麼沒有一個國家的衡量會是存在偏向的，除非它是貿易分散化的唯一的，或與其不成比例的受益方，而中國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外部融資實力
前面的讨論表明，一般來說，淨債權國或金融提供者擁有權力，而淨債務國則很脆弱。所以，將淨債權國地位的一些衡量標準用來計算經濟主導指數是很有必要的。總的來說，這一衡量標準可能會是存量或流通。存量衡量包括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淨國外資產或外匯儲備。存量衡量存在的問題，如債權淨額等，就是這些債權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價值，除非這個國家有實力和其他的手段來迫使外國人承認這些債權。正如約翰R26;梅納德R26;凱恩斯所說：“如果情況有變的話，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把大量的錢借給外國是一種瘋狂的行為，尤其是得到的額外利益還微乎其微。”把儲備作為經濟主導地位的一個衡量標準所存在的問題是雙重的。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擁有儲備貨幣，因此就很少有必要和動力來持有儲備金。此外，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通過政策行動使該種貨幣貶值的話，面對外匯儲備縮水，這些持有外匯儲備的國家（比如今天的中國）不堪一擊。
基於以上原因，從流通的角度來衡量源自淨債權國地位的權力似乎是更為可取的。經常項目順差確實是權力的一個來源，因為歷史上的很多例子表明，對於赤字國家來說，流通一旦被切斷，要進行相應的調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將這點考慮進去，我以以下方式來定義外部融資實力。在給定的任何一段時期内，一個國家的累積經常項目收支（在過去的10年中）被予以衡量。世界的累積淨資本流量的計算，通過合計所有順差國家的盈餘而得出。經濟實力的衡量源自債權（務）國地位，這一衡量標準通過一個國家的累積開支占世界累積開支的份額進行計算。我做的這些計算的時間跨度較大，這是為了避免由週期性因素（經常項目收支對週期很敏感）而引起異常值的出現，以及按照具體情況，確保研究的國家確實是結構性的債權國或債務國。如果相對於世界資本流動來說，一個國家是大的淨債權國的話，我假定其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如果一個國家是淨債務國的話，它將受制於債權國，從而承受失去權力的痛苦。
然而，這並不是衡量源於外部融資實力的主導地位的唯一方法。衡量資本流動，可以以總量來衡量，而不僅僅是以淨量來衡量。債權也能夠以占全球國内生產總值的份額多少來衡量，而不是僅僅以占全球資本流量的多少來衡量。有證據證明，債權國的債權規模，與究竟是誰持有債權，或者誰負債相比，都會顯得不是那麼重要。蘇伊士運河事件清楚地說明，如果一個國家負債，特別是對外國政府負債的話，在私營部門内，對主導地位的影響要比對債權的影響更嚴重。
本文摘自《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
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這本激起國内外經濟領域争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於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