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有大把訂單，卻沒那麼多人幹活！”這是曹老闆和很多企業經營者近來最為頭痛的新問題。本來，應對匯率上升、利率提高、退稅降低、節能減排已經挖空和透支了曹老闆幾十年儲備的“知識經驗”，現在，“用工荒”又讓他一籌莫展。如何請到合適的技工並讓其安心工作；如何拓展招工渠道，找到合適的普工；如何管理80後、90後的員工隊伍；如何擋住用工成本不斷攀升的局面等一系列的管理煩惱，令曹老闆們非常糾結。
嗜血教訓五：技術工人不足，訂單無奈流產
案例No.11
2008年至今，曹老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員工管理困難。以他旗下的物流安防器材工廠為例，在不到3年時間裡，員工隊伍起起伏伏，經歷了5次重大沖擊，為此他傷透了腦筋。
沖擊一： 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公司1200名員工首次面臨社保福利的法律考驗。迫於無奈，公司為全體員工辦理了社保福利，用工成本一下上升了20％。幸運的是，2008年上半年，公司訂單非常飽滿，生產線全部處於飽和狀態，工廠忙得不亦樂乎，上升的用工成本基本被消化了，只是公司利潤率有微弱下降。
沖擊二： 天有不測風雲，2008年下半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惡化為金融危機，10月份開始，公司國外訂單急劇下滑，訂單嚴重不足，生產現場50％的設備閑置。迫於無奈，2009年3月，工廠被迫息工放假，500名工人回家休息，半年内，大量工人流失。
沖擊三： 2009年11月，訂單逐步恢複；2010年5月，公司重新出現產銷兩旺的局面。但令人糾結的是，從10月份開始，當地全面限電，生產5天停電15天。原來採用計件工資制的工人因為無法正常出勤，收入減少，部分工人辭職，大量訂單積壓。
沖擊四： 2011年元旦，拉閘限電狀況得到緩和，公司開始開足馬力，趕制訂單。但不到一個月就進入了中國傳統節日——春節。大量工人提前請假回老家，公司焊工崗位和車工崗位用工出現嚴重不足，娴熟的技術工人招聘不到，生產環節出現梗阻。3000多萬元的訂單因為交期評審無法通過，被迫放棄。
沖擊五： 2011年春節後，部分工人流失，公司陷入招工荒，盡管人力資源部門四處出擊，但招工進度仍不盡如人意。更令人郁悶的是，由於訂單不均衡，3月份，沖床車間計件工人集體停職罷工，要求漲薪。
對於曹老闆來說，出現員工管理危機和用工危機，是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大背景造成的，有些無奈，但也不難發現，曹老闆對於“用工荒”的問題，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公司沒有策略性地採取一些措施來管理一些稀缺性的關鍵崗位，關鍵技術崗位沒有相應的技工儲備、培養、留人機制，招聘渠道不寬，企業對員工的管理缺乏人文關懷。另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曹老闆的企業停留在傳統的經營方式上。企業對生產本身的關註高於對人、技術和資本的關註，企業贏利能力不強，企業效益增長缺乏新動力和源泉。在“用工”和“用才”方面缺乏薪酬待遇和人文關懷的市場競争力，這是很多企業容易忽視、但又是非常重要的！
變量剖析：用工荒昭示的是企業薪資支付誘惑力的降低
半個世紀前，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創立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指出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的初始條件是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會不斷吸收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工資水平並非取決於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而是取決於農民的收入水平。當工業化將剩餘勞動力都吸納幹淨，工資水平就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如果不提高工資福利，不改善勞動條件，就雇請不到所需的勞動力。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劉易斯拐點”，意指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臨界點。
按照“劉易斯拐點”的觀點，拐點出現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拐點出現之後，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關於“劉易斯拐點”學說，筆者認為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工資水平並非取決於勞動力供求關系，而是取決於農民收入水平，取決於他們是否有必要出來務工，或者說逐利的動力是否充足。
如果企業薪資支付能力不能超過農民務農收入，不能消化務工地區的消費水平差異，那就意味著用工荒將會進一步惡化。
趨勢判斷：依靠“人口紅利”的發展模式必將成為歷史
用工荒時代的到來，告訴我們，依靠低成本“人口紅利”的發展模式必將成為歷史。企業除了必須接受最為現實的薪資支付上漲的考驗外，還將面臨複雜的國際貿易競争新格局、勞資關系糾紛的法律風險、新生代農民工思想理念進步等多重考驗，用工荒的出現，實際上是產業升級倒逼的前奏。
第一，國際貿易將進一步圍繞“低價”展開激烈的摩擦和沖突。中國改革開放後，實行了30年的出口導向經濟政策，中國出口貿易總額快速增長，貿易順差也快速加大。一?面強力刺激了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滿足了大批勞動力就業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出口結構大部分為代加工貿易，商品附加值低，對品牌渠道幾乎沒有掌控力，因此，中國制造也成為低價的代名詞。與之相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則聚焦價值鍊的高附加值部分，大量轉移勞動密集、能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嚴重的制造加工環節，導致全球生產要素配備出現失衡。國際分工新格局註定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勞動力就業困難。低價商品大量進入歐美市場，一方面加大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依賴；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平衡國際貿易，西方國家必然採取各種手段阻止中國商品的進入，想方設法堵住中國經濟的擴張。如紡織行業持續的配額戰，2007年家具、建材行業，2011年陶瓷行業的反傾銷調查，以及各種準入標準障礙的設立；再如逼迫人民幣升值等。其目的非常簡單，就是削弱中國商品的價格競争力，破壞中國商品的出口結構。
第二，勞資糾紛加劇，企業用工的法律環境漸趨成熟。2008年1月1日開始，新《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新《勞動合同法》從法律上保護了員工的權利，是一部真正關註勞動者的法律。新法的實施，讓原本遮遮掩掩的“勞資關系”正式擺到了桌面上；新法的實施，也預示著一個新的尊重勞動者、維護員工合法利益的時代的到來。客觀地說，盡管新法已經實施了3年多，在很多地區仍然存在不交社保、不簽勞動合同等違法用工行為，但法律環境必將逐步成熟，企業必須為之做好埋單的準備。
第三，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環境和思想理念呼喚新的人文關懷。改革開放初期，網絡信息不發達，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為了養家糊口、追尋發財夢，很多農民工背井離鄉，大量流往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但改革開放30年過去後，我們發現，網絡已經今非昔比，城鎮化建設速度令人吃驚，中西部地區充滿著新的致富機遇，80後、90後開始成為農民工的主力人群。這些新生代，很少經歷過農村“勞動改造”的真正苦難，很少有“終身制”的職業就業觀，很少有人會滿足於自己的實際薪資水平。當一個時代因為財富而颠覆固有的心理平衡時，我們發現，人文關懷將成為企業文化構建的最大的坎！人文關懷的營造和設計也將成為企業用工時需要仔細思考和面對的課題。
無論是國際貿易新格局，還是強農惠農的政策導向、勞資關系法律環境、新生代農民工特點，都告訴我們，依靠低成本“人口紅利”的發展已經成為過去。
本文摘自《誰剃光了企業的利潤》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制造業面臨巨大危機，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出口退稅降低等各方面的因素一點一點削薄了傳統制造企業、特別是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利潤，使這些企業舉步維艱，轉型成為企業唯一的出路。
但在謀求轉型的過程中，企業遇到了更大的難題，難以扭轉的經營思維、找不到業務增長模式和路徑、離散的供應鍊管理等，都成為了阻礙傳統制造業企業轉型的攔路虎。本書從一張“損益試算表”著手，明確指出了制造業企業遭遇的危機和轉型過程中的困難，並有針對性地給出了頗具可行性的解決策略。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著重分析了影響企業利潤的原因；第二部分指出制造型企業轉型的内傷，給出模式轉型路徑；第三部分則提出了制造業企業進化升級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