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戰爭（2）

　　然而，真正讓別列斯多克聞名於世的不是紡織匠，而是它的那些面包師傅。在過去的幾年里，別列斯多克由於美食而著稱，尤其在美國，那兒的面包屋、熟食鋪和食品店都出售“別列”包，一種攤平的早餐面包卷，這便是別列斯多克師傅們的創造。與更為流行的“包兄”百吉包不同的是，“別列”包中間沒有孔，這樣便騰出更多的地方塗抹奶酪。作為生活在這個出產“別列”餅的城市的孩子，我熱愛“別列”包，吃的時候喜歡加上青魚肉或青魚尾。我還喜歡外祖母親手做的“查拉”包，一種抹上蛋清的麻花狀鬆軟面包條。

在廚房的中央，擺著一個大肚爐子，看上去像是一尊無頭的黑菩薩。它燒的是煤炭和木塊，用量非常大。一大早，天還沒亮，外祖母就會起來生火準備早餐。木塊燃著了，好似起了一場微型的森林大火，先是噼噼啪啪地響著，然後騰起黃色的焰苗，火光透過爐子前面的通風口，使黑暗的屋子里產生出奇特的光影效果。這架爐子擔負著雙重任務，在漫長的冬季，它要給我們取暖，還要為我們燒飯。不過我們還算幸運，在餐廳的顯著位置，還有一座時髦的白磚壁爐。說它時髦，因為壁爐的煙囱用磚砌在牆里。有時，在那個神秘的爐門裡面會用小火煨上一大罐雜燴湯，那個爐門我被警告過不要亂碰。雜燴湯是一種濃稠的肉湯，裡面有牛肉、土豆、洋葱、胡蘿蔔、青豆，放上調味料，加上水煮。這可是真的煮。“巴巴”會從前一天晚上一直煮到第二天中午，她是那麼小心翼翼，整個時間裡絕不許湯料潑出一點，那湯絕對稱得上是“瑪納”。

教師的生活相對來說是舒適的，在社區里也享有一定的聲譽。父親是猶太城委會數位委員中的一名。我們住的小木屋是母親從她父親那里繼承下來的，她父親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這是一所帶走廊的平房，有一間卧室，一間有坐卧長椅的大餐廳，一間廚房，一個閣樓（外祖母的睡房，這在猶太人家中可是少有的奢侈）以及一間室內浴室。父親（我當時相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親手排設了浴室里的管道，並非常自豪地向我演示如何拉下鏈子，水是如何從頭頂上的箱子里噴湧而出的種種過程。

作為一個還未上學的孩子，我盡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街道上的孩子大多比我大，整天待在學校里。而我卻經常遊蕩在外頭，隨心所欲，天馬行空。我自己創造遊戲，或是將母親頭天晚上講的故事表演出來。有時，那張坐卧長椅會變成一艘海上的行船，我呢，則在船上和一群海盜搏鬥。有時，我又成了一名探險者，在我家和鄰居之間的狹小空地里偷偷摸摸地走來走去。

最終，上學的日子到了。1939年8月，在我們即將被混亂的戰爭掃地出門的時候，我上了一年級。我剛滿七歲，非常希望在一天中可以看見父母親。不過他們卻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向我解釋說，到他們任教的學校去上課，這不好。他們不想讓學生、家長或是同事們認為我有優勢，或認為我是“老師的宠寶寶”。所以，令人難受的是，我進了另一家意第緒語學校。分離是痛苦的。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離開了父母和我的“巴巴”。我感到害怕，在某種程度上，我還覺得是被遺棄了。在我與新教師見面時，面對她向我伸出的手，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扇了它一巴掌。母親當時尴尬得無地自容，我真是令她氣得不行。

1939年有近350萬猶太人生活在波蘭，波蘭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猶太散居點。他們都是波蘭已繁衍千年的猶太文化的傳人。別列斯多克160萬居民里，有4萬左右是猶太人。我們混雜在一起，當然猶太人通常住在特定的猶太社區中。沒有歧視性的所謂“猶太區”，但卻存在對猶太人的排斥情緒。這種情緒在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聲名狼藉，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經常聽到：“猶猶，滾到耶路撒冷去。”我還能記得當時聽到這種侮辱時的困惑。耶路撒冷在哪兒？我們為什麼要到那兒去？不過這還是可以忍受的。不管怎樣，父親是猶太人，而且還是別列斯多克城委會的委員——波蘭正在努力進入一個“啟蒙時代”。

別列斯多克城南大約100英里開外，就是盧佈林城——因那兒的《塔穆德經》和猶太神秘哲學研究學者而馳名全歐的“猶太人的牛津”，16世紀第一所猶太高等學校在此建成。1939年，240萬人口的盧佈林城號稱有4萬猶太人。戰後，任何一個城市中剩下的猶太人都出不了一個“祈禱班”，即由十名猶太男性組成的進行猶太法定祈禱的團體。波蘭歷來都是鄰居們的受氣包。“波蘭”的詞源是“波蘭涅”，意為“平原上的人們”，指的是那些於基督誕生前便定居在歐洲的斯拉夫人。波蘭邊境少有山川，因此不斷成為鄰國擴張版圖野心的犧牲品。1795年，它被俄、普、奧三國瓜分，從地圖上消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才又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重生。後來，即1939年，波蘭又遭德國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由此點燃。它再一次被蹂躏，起初是德國人，接下來又是蘇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將由波蘭管制的屬於東德的5萬多平方英里的領土和10萬平方英里的波蘭東部土地同時歸入蘇聯）。在波蘭停止存在的階段中，羅馬天主教堂成為波蘭國的象徵，維護著波蘭的語言和文化。

同樣，通過猶太教會堂、拉比和學者們的努力，猶太社團和文化能夠保持完好。不過，我出生的時候正好是猶太世俗化運動逐漸波及歐洲的20世紀初。我的父母親都是改革派猶太人，他們已然擺脫了父輩們傳統行事方法的束縛，成為新一代的猶太知識分子，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世界公民。這些具有尘世觀念的猶太人本身就有權利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在他們的理想世界觀里，種族和宗教差異不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記得母親唱過的歌中，有一首便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弗里德里希·馮·席勒作詞的那一段——《四海皆兄弟》。（這首頌揚平等的豐碑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德國詩人的筆下，這真是諷刺）。不錯，在我們的家庭里，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都將此觀念奉為真理。直到後來的生活中，在屢次受挫之後，我才意識到這個世界並不是我父母教導的那樣。

這樣，正統的做派和宗教的形式並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們被尘世的觀念替代了，與猶太的道德觀、歷史、文學、文化、節日，特別是意第緒語言纏繞在一起。我父母可謂是熱情的意第緒語專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政府按照國聯簽署的條約承認意第緒語的存在，並給予猶太人在初級教育中運用這種語言的權利，這也就保證了猶太人的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自治。

雖然和非猶太族人一起時我們說波蘭語，意第緒語依然是我所學的第一種語言。無論是在家裡、上學時或是街上，我們都說意第緒語。不過，那是一種書面化的意第緒語，即纯正，語法完美——不管怎樣，我父母畢竟是排位最高的意第緒語教師（直到我成年以後，才驚訝地發現原來意第緒語也有罵人的髒話）。父母是東歐猶太人的後裔，那兒的猶太人成百年來窮困潦倒、受盡迫害，還要遭到沙皇、哥薩克人和一幫地方官僚們的種種淩辱，組織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竟好像成了他們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盡管他們貧窮，盡管他們受到暴力對待，盡管他們被迫生活在所謂“栅欄”的指定區域里，他們依然信奉上帝，上帝對於他們來說依然是偉大的、喚起希望的彌賽亞。“對於他們來說，《聖經》是活生生的現實，”歷史學家歐文·豪和肯尼斯·李勃這樣說道，“它代表著承諾，它是智慧的源泉，它是行動的導向。”

本文摘自《逃向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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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一方面講述金融期貨之父梅拉梅德是如何從一名在戰爭中逃亡的猶太小男孩，傳奇地成長為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領軍人物的，另一方面則又講述了全球期貨市場如何從商品期貨邁向金融期貨的革命時代。
　　本書涉及了與金融期貨相關的所有重要主題，包括貨幣期貨、債券期貨、股指期貨市場的誕生，以及相伴而來的責難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