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細生產到耕讀傳家

　　【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模式轉換：通過對知識的投資，開辟了一條從勞動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識密集型的分工合作，從生產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務上的分工合作的機會。】

是什麼造成了華夏文明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曾說過，“有兩樣東西屬於最基本的原因，一是表意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漢語文化、漢語思維；二是精細農業，以及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明顯的種植業與畜牧業的分離經營”。

表意文字的影響，需要形而上的讨論。但精細農業，尤其是水稻種植和水田操作以來，的確把每一個家庭都變為了分工合作的團隊，隨著業務不同而變換著它的組合。比如楊萬里筆下的這一支四人團隊：

田夫抛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濕到胛。

喚渠朝餐歇半霎，低頭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鵝兒與雏鴨。（《插秧歌》）（註1）

看看這里的田夫、田婦、小兒、大兒：這是一個複雜的生產流程，缺了任何一個人，其他三個人都不可能順利完成一天的任務。而每一個人，都適宜地扮演著一個專業角色：田夫抛秧是因為他比女人有更大的臂力；大兒插秧是因為他比小兒能付出更大的體能，但他們都不能完全取代對方。

精細生產從來就要求具有不同能力和特點的個人之間的協作。所謂“男耕女織”，就是中國傳統家庭企業的基本模式。它把家庭兩個主要成員的專業化水平都提到盡可能高的水平——丈夫必須是個種田能手，有力氣，還要有技術；女的也最好是個多種經營能手，手巧，要擔負起全家人吃飯、穿衣的責任。這樣就實現了一個企業（也就是家庭）的生存風險最大化分散。

順著這個邏輯，又出現了“耕讀傳家”的模式。這一下讓女人更加受累，因為物質生產的責任完全落到了她們的肩膀上。在舊時代，“讀”的差事，首先是科舉，則留給了男人。這個模式的投入明顯是提高了，但如果走運的話，它的回報也將大幅提高——如果誰家的男人考取了“公務員”，全家就不必在水田里辛苦勞作了。

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模式轉換：通過對知識的投資，開辟了一條從勞動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識密集型的分工合作，從生產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務上的分工合作的道路。整個過程的關鍵就是教育。於是，讓下一代讀書，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東方社區的一件喜事，正像陸遊寫的那樣：

十月東吳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圖。

歲收儉薄雖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蘇。

家塾競延師教子，里門罕見吏徵租。

老昏不記唐年事，試問元和有此無？（《書喜》）（註2）

這樣的篇什，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會被認為是粉飾太平。但作者的政治傾向十分明確：民間經濟能緩過一口氣來，必須是以政府減少徵稅、盤剥為先決條件的。

是的，是的，這些全都屬於“中國往事”了。不過，隨著20世紀後期東亞社會的動蕩逐漸緩和，人們又一次地看到了多元化的家庭經濟和中小企業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我在美國商學院就讀，聽一位韓裔教授描述亞洲人的“實用主義”時，覺得也是這個意思。他說即使在戰亂期間，有心計的父母（相當於家庭企業的董事會）也會派一個兒子去當官，一個兒子去投身革命，一個兒子去歐美留學，另一個兒子在家做生意。“這叫分散風險。”他說，“只要和平一來，這些兒子們重新聚到一起，這個家族很快就會興旺發達起來。”

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只有分工合作，沒有耕讀傳家（知識投入）的家庭企業是難以做到自我提升的。更何況現在沒有科舉了，女孩也不受歧視了，人們靠知識改變處境的前景可以說無限廣闊。因此，無論是家庭福祉，還是企業發展，必將更加依靠知識和智慧。

經濟全球化，是在造就新一代的員工不足百人的“迷你型跨國企業”。英國《金融時報》就曾介紹過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註冊在資金最充裕的國家，老闆居住在環境最優美的國家，取得樣本和從事試驗在法律最寬鬆且具國際認可度的國家，生產和服務則選擇在費用最低的中國。難道一些家庭企業不能也像這樣經營嗎？

註1：兜鍪（móu），古人打仗時戴的頭盔；蓑（suō），蓑衣，防雨用具；胛，肩胛，這里指肩膀；渠，他；半霎（shà），極短的時間；匝（zā），滿，“莳未匝”指還沒有插秧完畢。後四句的意思是說送飯的人到了，招呼吃飯並休息一會兒，但正在忙著的人連話都來不及回答。插的秧還未牢未滿，所以需要照管好鵝和鴨，別讓他們下田里把秧苗弄壞了。

註2：這首詩描繪了當時的農村小康生活景象，寫於陸遊罷官後回老家山陰（紹興）生活期間。當時雖然只是中等收成，但因為賦稅減輕，人們家境殷實了，紛紛給孩子請老師。三國時期的東吳將會稽郡的郡治（首府）改到山陰，因此詩中稱當地為東吳?中熟，中等收成；蠲（juān）除，免除；延師，請老師。最後兩句，元和是唐憲宗李纯的年號，取得了自安史之亂後的一次中興，於是陸遊問，這樣美好的生活元和時期有過嗎？

　　

本文摘自《歷史是個商學院》

---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
　　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本書除了推出了實體書，還同時在蘋App Store(蘋果應用商店)上架，給讀者提供數字化時代非凡的閱讀體驗。
　　本書上市後不久，韓國知名的21世紀出版社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本書出版商“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達成了引進意向，不久的將來即會在韓國推出韓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