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之路為何沒走通之一

2013-12-03 16:08:59

  【究其根源,只能說是領導力的缺陷——變法的領導核心,並不具備營造共識、實現互補、瓦解阻力、創造未來的足夠能力。在國家進行如此大規模變革之際,它竟沒有足夠用心、足夠策劃,讓統治集團及社會精英中的多數人站在自己一邊。】

德魯克曾說所謂管理,是以正確的方法做事;而所謂領導力,則是做正確的事。

他又說所謂效率,是指以正確方法做事;而所謂實效,則是指做正確的事。

於是美國的管理文獻充斥著“正確的事比正確的方法更要緊”一類的說法。

但正確的事與正確的方法是不可對立看待的。這也不是德魯克的本意;他的本意是既要以正確的方法做事,更要站得高,看得遠,選擇正確的方向,做正確的事。在管理實踐中(以及任何社會關係的管理實踐中),以錯誤的方法不但往往做不成正確的事,甚至還會造成錯誤的事的反彈,最終喪失做正確的事的一切機會。歷史上此類教訓

很多。

尤其是具有開拓意義的正確的事,難免會遭遇來自組織內外的疑惑和擔憂、冷漠和反對。當然人們有權疑惑和擔憂、冷漠和反對。但一個完備的領導力,必須能夠以正確的方法化解這些情緒,最起碼把各方爭論引上“怎樣改才能改得更好”的軌道,而不是停留在“到底改還是不改”或“是不是要開倒車”的問題上糾纏不休。

從技術層面上講,重要的是要讓變革贏得時間,優化操作,創造實效,加以推廣。實在不行的話,退讓一步,妥協一下,只要能朝著正確的方向保留缺口,造成鬆動,也行。

以錯誤的方法去做正確的事,最終造成全面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宋朝的王安石變法。

所謂王安石變法,並非由王發動;發動者是宋神宗趙顼(註1)。故按照年號又稱“熙寧變法”。王安石只不過是受宋神宗委託制定政策並督導落實的COO(首席運營官)一類的人物。

變法從1069年開始,直到1085年“复祖宗法度”,持續16年,最終卻歸結於失敗。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從當時的蘇氏兄弟(蘇轼、蘇轍)到梁啟超以及諸多現代學者,都傾向於認為不在於變革的願望,或法令的制定,而在於執行過程中協調不善、照顧不週——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註2)

從這一立場出發,人們尤其诟病王安石任人失察,起用奸佞,加之本人性格執拗、“情商太低”,加劇了變法對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的沖擊。

也有人遺憾,既然宋朝自開國以來,重視文治,教育興旺,人才濟濟,甚至還有先前一次流產改革(註3)參與者在世,為什麼變法就不能把更多人吸收進自己的行列呢?

所有這些問題,究其根源,只能說是領導力的缺陷——變法的領導核心,並不具備營造共識、實現互補、瓦解阻力、創造未來的足夠能力。在國家進行如此大規模變革之際,它竟沒有足夠用心、足夠策劃,讓統治集團及社會精英中的多數人站在自己一邊。

自上而下的變革與自下而上的變革不同。自下而上的變革,往往目標明確,任務簡單,而且一呼百應,群情激越。領導核心只要順勢而行,防止過激即可。而自上而下的變革,則往往迫於形勢,全面發動,而後則四面受阻,捉襟見肘,需要領導核心發揮出更強、更全面的協調功能。

這實際上是把變革的執行者逼到了面對整個社會,與至少半個統治集團和半數的社會精英進行說理論戰的被動境地。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每每與反對派進行論戰,盡管文章寫得漂亮,卻始終未能說服對手,結果大概也很傷害自己的情緒。

可見作為高度爭議性人物的王安石,本人並無法以改革名義與整個士大夫階層對話,更做不成精英辯論的主持人、協調者和交易撮合者。而宋朝向來的一個毛病,是容忍宰相的“一個人政治”。如果有人有資格說明王安石扮演這些角色的話,這個人只能是宋神宗。

當然,宋神宗也不是不曾幫忙,王從他那里得到的支援,與其他時代的改革者相比,已算奢侈。但這種“風雲際會”,更多的只是對王的一種庇護,而並非工作上的一種說明,更不是互補性的拍檔關係;而單纯的庇護,恐怕無意中還可能更加助長王的執拗。

由此看來,有一些正確的事,宋神宗並沒有做;還有一些正確的方法,他也沒有採用:

比如說介入高層團隊的調整,設計構架,考量人選,搭建團隊,協調配合。這一點,在前朝老臣紛紛拒絕合作的時候尤為重要。

比如說除了人事上的協調,也可有策略上的協調。在宋神宗委託下,所有變法政策都由王主持制定,重點只是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如果責成他兼收並蓄其他人的意見(包括慶歷新政的某些主張),不會付出更大代價,或許還會擴大聯盟。

比如說在新法推行過程中允許地區性的緩行和變通,以及不同地區的不同試點。王雖具基層政治經驗,但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對全國情況畢竟缺少了解。實際上,讓他在最富庶且又了解的區域內主?幾項“試點”,假以七八年時間,國家財政狀況必然已能極大改善。這有讓人聯想到,就連在20世紀80年代,包產到戶的改革也不是不顧一切,強行推廣的。(註4)

比如說考慮到國家幅員廣大,情況各異,允許不同改革策略在不同地區的試點,甚至讓不同士大夫代表人物主持不同的改革方案,或許還會促成一種健康的競爭局面。

最重要的是應當發揮一切皇權影響,包括實行必要妥協,防止出現士大夫階層的全面分裂。

只有那種能夠把壁上觀者、反對勢力都“協調”到自己陣營里來的領導力才有希望把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推行下去;面對面的或書信往來的辯論在旁觀者看來可能有時很過瘾,如果不能起到促進融合、擴大聯合的作用,卻有何用?既要做正確的事,也要用正確的方法——在做大事時尤其如此,二者皆不可失。

在這方面,即使敢作敢為、口無遮攔的美國人也不是只圖目的而不顧方法。《獨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美國第一任國務卿、第二任副總統和第三任總統託馬斯R26;傑斐遜有句名言:“若論風格,或可隨波逐流;若論原則,必將堅如磐石。”

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的埃里克R26;霍弗(Eric Hoffer)也留下格言:“領導者言必高瞻遠矚,行必腳踏實地。”

歷代儒者,大都自命以天下為己任(宋神宗更加如此)。但遠大理想,怎樣落實?一場變革,怎樣貫彻?對做事方法的層面,要想協調社會,其實還要從協調自己開始。在熙寧變法過程中,無論是變革的發起者還是執行者,以及反對者,只要少一點意氣和獨斷,多一點理性和配合,大致像蘇氏兄弟那樣,或許就能讓整個國家,也讓自己,過得更有信心,也更輕鬆一點。

宋神宗、王安石的路卻越走越提不起信心來。不僅一場改革沒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位勵精圖治的皇帝的失敗和早逝,讓他的後人已不敢奢望有更大作為。而一位勇於實踐的儒者的失敗和受辱,也讓其他儒者對干預政治、變革社會產生了恐懼;他們寧肯奢談心性,而不再有決心在實踐上有任何直接的擔當。宋朝政壇隨後也陷入幾乎一連串的派別傾軋和權相專權的激蕩之中。

就熙寧變法,清朝光緒皇帝曾寫下過這樣的讀史心得:

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

可惜有才偏執拗,終教新法病斯民。(《宋神宗》)

他的意思也是新法的推行過程有問題——但卻沒有意識到,作為身兼董事長、CEO協調不力的問題,可能並不亞於COO一意孤行的問題。因而輪到自己來主持改革,則顯得更加手忙腳亂,疏於協調一個已然分裂的統治集團的內部關係,甚至都未能爭取到洋務派加盟。(註5)於是這首詩也就成了熙寧變法八百多年後又一場重大改革失敗的諷刺性的腳註。

註1: 趙顼(xū),北宋第六位皇帝。1067 年即位,在位18 年。趙顼有富國強兵之志,在位期間勵精圖治,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還派大軍攻打西夏。但其主持的改革和軍事行動都未能成功。趙顼壯志未酬,37 歲(1085 年)就死了。

註2: 許倬雲表示過類似看法,見許倬雲《從歷史看組織》(台北:洪建全基金會,1997),197-221頁。但黃仁宇則傾向於認為王安石想入非非,實際上斷無成功希望,見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2)155-161 頁。

註3:指慶歷新政,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 年),宋朝對夏戰爭惨敗,仁宗責成富弼、範仲淹等人制定改革措施。九月範仲淹等上呈《答手诏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主張。一年四個月後,慶歷新政失敗,範仲淹被貶。

註4:筆者“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河北省晉州市,有一個叫週家莊的鄉鎮時至今日仍保持人民公社制度。

註5:許倬雲在《萬古江河》(香港:中華書局,2006 ;447-451 頁)中說:“洋務派,例如張之洞及大多數的督撫,致力購械設廠,希望中國能夠有堅船利炮,甚至振興實業,希望中國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不贊成國家制度也轉變為西洋模式……各省省撫在慈禧反撲時大多不聲援光緒,當是因為他們大多只是持洋務派的觀點,還不能接受維新之論。”

  

本文摘自《歷史是個商學院》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
  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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