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節：被上帝抛棄的次等民族(2)

　　寄居者：套在華人脖上的文化枷鎖 19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前，總的來說，美國社會的言論大多集中在如何將華人趕出美國經濟領域上，但文化和種族的問題也常以控訴的形式出現。和黑人類似，對華人的看法同樣爭論不休，許多人認為華人沒有取得白人公民身份的權力。但是相對來說，美國的黑人人口在逐步穩定，而華人人口數量可能會不斷增長下去，因此限制華人人口的增長趨勢就顯得勢在必行。在美國經濟起飛和工業快速轉型的階段，種族主義僞科學研究構成了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世界觀。為了減弱社會的變革和技術革新對社會帶來的振蕩，美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工人精英在種族主義的保護傘下，為自己的行為進行無耻的辯護。截至1850 年，多數美國知識分子已然一致認同了一元論的概念——他們都擁有同一種宗教信仰，所有人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因此人都是平等的（按1776 年憲法規定）。一元論者清楚地知道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差異，但他們堅信這都是由環境造成的，可以通過物質和文化進行改變，“認為美國社會兼容並蓄，是一個大熔爐”的觀點正來源於此。但正是從19 世紀50 年代開始，美國的新興精英們大肆標榜白人優於其他民族，正是這一觀點令許多民族學家、顱相學家、顱骨學者和語言學家趨之若鹜。 1862 年，在一份提交給美國醫學協會（AMA）的題為《華人移民和民族衰退的生理學原因》的報告中，亞瑟?斯科特博士列舉了一連串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遺傳疾病——“肺結核或肺痨、淋巴結核、梅毒、精神錯亂和流行病”，並警告大家，這些疾病將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威脅。 1876 年，AMA 主席、世界知名科學家馬里恩?西姆斯認為，從事賣淫活動的“華人奴隸”是滋生“物質和精神瘟疫”的溫床，“甚至連八九歲的孩子都被那些無耻之徒傳染了梅毒”。僞科學在美國科學界大行其道，因此1870 年發表在《紐約論壇報》上杞人憂天的言論也不足為奇了。當時的專欄作家約翰?斯文頓評論：“我們是否能接受已知的其他種族融入到我們國家的血液當中呢？我們是否應該讓這種混種的情況來臨呢？” 美國社會關於排華的種族爭論——無論是從遺傳、醫學、人類學方面還是民族學方面，僅僅是排華立法確立前夕針對華人數次攻擊中的一小部分。但是這種長期爭論的影響更是惡劣，甚至連華人自己也慢慢打消了融入美國的念頭。“寄居者”是1865 年對《第十四條修正案》進行國會辯論時，加利福尼亞參議員約翰?康納斯創造的專用詞，用以消遣美國華人借居的生存狀態，而這個詞匯幾乎成為了整整一個世紀之中，套在華人脖子上的文化枷鎖。“寄居者”理論的支援者振振有詞：自1848 年到1876 年間，抵達舊金山的華人有233 136 人，而同一時期在此定居的只有92 273 人。另外還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很少有華人會攜帶家眷來美國，因此1870 年的美國華人性別比重懸殊，男女比例為12.75 ∶ 1。但是，多數華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貧瘠的西部地區生活。在鐵路專案完工之前，這里俨然成為了個“男人國”。而蜂擁至西部的人則來自五湖四海，都夢想著一夜暴富，然後衣錦還鄉，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華人也屬於這支雜牌隊伍的一支。同時，戴在華人頭上“寄居者”的帽子還有另一種諷刺的味道，因為當初簽署契約時，他們都是勞工身份，大部分的人並沒有想過合約結束後還要留在美國。但一些美國人則希望那些打算歸國的勞工留下，認為他們至少可以節約勞動力成本，還能傳播基督教義、消費美國人的商品。因此，太平洋沿岸的華工潮起起落落，但不管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的利益來看，中美兩國均受益匪淺。移民者通常不會永久定居，除非自己擁有足夠優渥的條件可以撑起一個家庭。多數歐洲移民者將成家的時間一再推遲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和華人類似，愛爾蘭和意大利的移民者也都保持了較高的回國率。1889 年的《哈珀斯》發表評論，絕大多數來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者都抱有這樣的想法，只要能“在美國賺夠養活家庭的基本費用”，他們就會選擇返回意大利。而從1910 年至1914 年的4 年間，有75% 的意大利人選擇了回國。早先華人從事的礦業和鐵路工作很難撑起一個家，但是從1870 年前夕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加利福尼亞的華人後裔數量有了緩慢地增加，有 198 名女孩和192 名男孩，共計390 人，其中有283 個在加利福尼亞出生。這說明華人已經在美國成家立業，打算永駐他鄉。但是，這種增長的趨勢遭到了美國白人社會的一致反對和遏制之聲。加利福尼亞的華人婦女長期得到青睞，但也頗具爭議。當初很少有婦女追隨淘金者一起來到這個陌生的大陸，即便有，多數也是煙花女子。19 世紀50 年代，舊金山接近85% 的華人婦女都在從事賣淫行業。但是伴隨著華人婦女人口的緩慢增加，到1870 年的時候，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數已不到當初的一半。其實，許多從事賣淫行業的婦女不是商戶的妻子或者女佣、裹腳女子，就是女裁縫、洗衣工和園丁。然而，愈演愈烈的排華輿論對所有華人婦女口誅筆伐，诽谤她們“愚鈍不堪，攜帶的傳染病菌和致命病毒會玷污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血液”。這種诽谤性的言論被1870 年加利福尼亞的法規採用，1875 年，國會議員賀拉斯?佩奇以此為據推動國會通過一項決議，希望禁止以“不道德的目的”移民的華人婦女進入美國。 1877 年，加利福尼亞參議員委員會就華人移民調查結果向國會聯合特別委員會提交報告，題為“就華人移民弊病致全體合衆國人民之報告書”，並指控華人妓女比白人應召女郎更下賤、更邪惡，並認為“拒絕向華人幼童提供保護合乎禮法”。禁止華人苦力入境的《佩奇法》（Page Act）以全票通過。雖然該法案基本上對移民的華人男子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但是確實強有力地限制了華人婦女入境。1876 年至1882 年，每一位前往美國的華人婦女都要接受官方嚴格的審查：在香港，首先由英國殖民政府派代表審查，然後由美國本地港口管理局在登入港口進行審核。《佩奇法》的強制執行使多數華人婦女和華工的子女只能對著美國望洋興歎。1876 年至1882 年，與之前的7 年相比，入境美國的華人婦女銳減了68%，而此時從其他地區移民美國的人口卻有增無減，例如：新加坡、東南亞和夏威夷。

本文摘自《中國人在美國的發財史》

　　 170年的發財史：中國人在美國的發財史本書真實記錄與叙述了中國人在美國170年來的發財史。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從美國移民局檔案中，從各個歷史時期美國主流媒體有關在美華人的新聞報道中，從美國國會有關華人權益的法案中，搜集和篩選了大量在美華人的歷史事件與檔案材料，充滿細節地完整再現了華人在美國奮鬥拼搏的歷史真相。本書不僅是一部具有史詩：基義的華人移居美國史，也是一部有史鑒意義的中美兩個民族互相需求與誤解的交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