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生飯”領導力：未能做大的蜀國生意

　　【蜀國的領導力因而始終處在這樣一種“夾生飯”狀態，譬如說一家企業，永遠只有COO一個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時顧此失彼，而董事長和各部門總監卻沒有一個在關鍵時刻聽勸的，犯盡一切不該犯的低級錯誤。豪俠意氣，匹夫陋習，後來再加上一個缺乏天資的“皇二代”，所有這些問題，別說在1800年前，即使在現代中國也不那麼好對付。】

現在對諸葛亮的評價多元化起來，說明中國人已不再滿足於按照過去的簡單化正統標準（不管是哪種道德）去回顧歷史了。（註1）

對諸葛亮在軍事指揮和人事管理的一些短處——以及可能還有的心理缺陷，都已有不少的讨論。說來說去，大家覺得他的水平（不光是業績），與比他遠一些的張良或更遙遠的範蠡相比，總歸還是有明顯的差距。

然而，人們很少涉及的一個事實，就是諸葛亮要面對的局面，卻比張良和範蠡要面對的有著本質不同。諸葛亮要一邊打造一個根據地一邊戰鬥。他要在原本沒有什麼根基的一個地方建立起來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形勢，以期“天下有變”；而他的對手，也不是自己一個勁犯錯誤、誰勸都沒用的吳王夫差和西楚霸王項羽，而是鑽研《孫子兵法》的老手曹操。

相比之下，範蠡有越國民衆的支援，還有文種主持重建，無須為戰略後方而擔憂。而對張良來說，以一個“約法三章”與項羽在鹹陽掠物焚城的劣迹反衬，就已為漢軍換來了關中百姓的擁戴。

而蜀軍則不然。它軍力不夠，人才有限，憑借一塊“轉讓”來的根據地，人生地不熟，劉備等三兄弟在此毫無社會基础，要想紮下根來實屬不易。最不幸的是，一旦進入了“根據地時代”，劉備一班兄弟就接連不斷自己犯起錯誤來，荊州失守，聯盟崩潰，直至夷陵惨敗。幾下子就從一個不錯的起點倒退回去老遠。

其實，諸葛亮的問題是一切心懷大志的小本經營者都會遭遇到的痛苦經歷——一邊要守住自己的二畝三分地，一邊還要瞄準國際企業、行業領袖什麼的，把不大的生意還要“整出花兒來”。放棄嗎？經營一塊漢中，可偏安一隅，但如何感召天下？不放棄嗎？又就怎麼保證不犯錯誤，逐步壯大？司馬懿分析他“志大而不見機”（沒有機會），的確如此。

在不少的事情上（包括做生意），有時無中生有容易，從小到大卻難；有時狹縫之中求生存容易，做到外圍突起，威脅中心又難。從一塊遠離中原、資源有限的地區經營起一股新興勢力，然後出擊中原，稱霸天下，這樣案例，古今中外實在不多，真正算得成功的還是1700多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結合了很多現代因素的根據地戰爭。

以共產黨在江西、陝北及太行山區戰鬥發展的經驗，與諸葛亮當年在漢中的賭命經營兩相比較，我們看出，一個成功的根據地戰爭，在談得上全國性部署之前，都應具備如下特點：

扼守關隘，佔據地利，以較少兵力和天然屏障，抵禦外敵。這一點人們容易理解。

利用本地關係，擴大民衆影響。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多虧王佐、袁文才的地方勢力支援。（註2）而陝北根據地的建立，也因長徵隊伍與劉志丹領導下的本地革命勢力的會合。另一方面，為了加強部隊的專業化和緊密與民衆的關係，加強紀律管束尤為重要，設立各級黨組織和建立政治工作的體系，事關存亡，尤為重要。

發展地方經濟，實行生產自救，或因地制宜，不斷調整根據地內部的部署。陝北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雖有大生產運動，仍將部分力量分散到太行山區。直到1947年，河北平山西柏坡之所以被選為新的中央所在地，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被稱為“晉察冀的烏克蘭”（產糧區）。

不斷吸納新鮮血液。在井岡山根據地，秋收、南昌兩起義的參加者所剩不多，第一股較大人力資源，是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參加者，他們中間之所以能湧現出一批中堅分子，又與大革命時湖南南部的學生運動密切相關。沒有幹部，打不成根據地戰爭。當然根據地戰爭是持久戰，故還要興辦教育、培養幹部，同時擴大政治影響，吸引來自大城市的社會精英的加入。

在戰略上，可一邊韬光養晦，一邊有得力戰將帶兵，不放棄外圍戰鬥，把戰線逼近人口較稠密地區，以期不斷補充兵源。面臨戰略性機遇時，只要力所能及就決不放棄，如搶占東北，進軍大別山，等等。

諸葛亮不是沒有戰略眼光（至少從隆中對的第一階段企圖來看）。對鞏固根據地有利的事，他也做了不少。但他最大問題，就是缺少有全局意識、戰略才幹的人一起合作。剛開始蜀軍好像不缺幹部，但實際上，他卻無法有效影響、約束劉備及其弟兄、下屬，也自認影響力不如英年早逝的法正。

劉備一幹人馬，都是好漢固然不假，但要論坐江山，卻總是願望超乎能力。他們大概並非不把諸葛亮當自己人，也不是出於好勝而故意驳他的面子，而是在見識水平、行為標準上無法帶動一個事業的發展，扮演不了一個靠得住的角色。諸葛亮也不可能在他們身邊都派上一個政委（當時世界上還沒有這個辦法），去對他們一一加以勸導和制約。

蜀國的領導力因而始終處在這樣一種“夾生飯”狀態，譬如說一家企業，永遠只有COO一個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時顧此失彼，而董事長和各部門總監卻沒有一個人是在關鍵時刻聽勸告的，犯盡一切不該犯的低級錯誤。（註3）豪俠意氣，匹夫陋習，然後再加上一個缺乏天資的“皇二代”，所有這些問題，別說在1800年前，即使在現代中國也不那麼好對付。

所以說，初出茅廬時，劉備、諸葛亮的“風雲際會”令人神往，但諸葛亮都不會想到，自己接手的將是一個剛到起點就滑向下坡路的事業；如何扭轉這個勢頭？實在讓他心急如焚，也足以把任何天下英雄給折磨至死。這樣一份差事，鞠躬盡瘁，便是君子。

這也從另一面說明：所謂領導力，絕對不是一個就能玩得了的遊戲，哪怕是具有很不尋常天賦的人，如諸葛亮，也不可能跟戲台上那樣，手拿羽毛扇，搖頭晃腦幾句，就能把大小事務全都搞定。諸葛亮之成或不成，還要取決於他有什麼樣的拍檔和同事。

也正因為如此，在輕鬆發展的時候，人們往往想不起諸葛亮來。反倒是越深陷危機，接近末世，人們對他卻越念念不忘，充滿同情。在這種同情里，也或多或少寄託著一種對現實的領導力狀態的無奈。晚唐羅隐就有一首這樣的“詠歎調”：

抛擲南陽為主憂，北徵東讨盡良籌。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谯週。

唯餘岩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驿流。（《籌筆驿》）

籌筆驿在四川廣元，是諸葛亮曾經籌劃戰爭的地方；而谯週，就是後來勸說劉禅降魏的儒學師傅。這首詩，據說是毛澤東晚年頗為鍾情，還在“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兩句上畫滿了圈圈。

註1：學者也有這一傾向，許倬雲先生在1992 年出版的《從歷史看領導》講演集中都沒有批評他，到2005 年出版的《從歷史看人物》里，已明言他的戰略不大現實。

註2：王佐、袁文才被錯殺，後被平反，親屬被邀請出席開國大典。

註3：諸葛亮的困境首先在於劉備的“一場豪賭”，“關公麥城敗亡，劉備不聽諸葛亮的勸告，集合全國的力量，連營七八里伐東吳，這個意氣用事的豪賭，把本錢折掉了一半。”見許倬雲《從歷史看組織》（台北：洪建全基金會，1997 年），91-95 頁。

　　

本文摘自《歷史是個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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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
　　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本書除了推出了實體書，還同時在蘋App Store(蘋果應用商店)上架，給讀者提供數字化時代非凡的閱讀體驗。
　　本書上市後不久，韓國知名的21世紀出版社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本書出版商“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達成了引進意向，不久的將來即會在韓國推出韓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