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節：通脹的罪孽(4)
通脹使社會不平衡加劇
◎ 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弗萊肯施泰因認為其根源不在於稅收政策，而是貨幣超發導致的通脹誘發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克魯格曼、威廉?弗萊肯施泰因和凱文?菲利普斯等人的著作里找到一些佐證。當人們在回憶大蕭條時，腦子里浮現的是一幅晦暗的圖景。但實際上，大蕭條發生之前的美國乃至西方各國，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繁榮，20世紀20年代甚至可以說是“黃金十年”。以美國為例，1922～1929年，其平均年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率高達5.5%，失業率從一戰前的11%下降至1920年後期的3.5%。19世紀末發明的發電機、電話和汽車等，在大蕭條發生之前已得到廣泛應用，從而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而收音機作為當時的一項重要耐用消費品，也已經成為一個規模可觀的行業，到了1929年，至少1 000萬個家庭擁有了收音機。
然而，這種由於貨幣擴張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下的繁榮又掩蓋了些什麼呢？克魯格曼在他的《美國怎麼了？》一書里這些寫道：
“在戰前的美國，高收入的源頭與現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體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們獲贈的股票期權），而在20年代事情要簡單得多。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是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能帶來收益。由於資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國人得到了多達70％的股票紅利，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劃分大體取決於國民收入在工資與資本收益之間的劃分。”
克魯格曼所掌握到的數據顯示，1929年美國最富的0.1％的人口擁有本國財富的20％還要多。不要忘記一個事實，僅僅在1922年，走過漫長的不平等主義主導下的長鍍金年代的美國，其1％的家庭擁有的國民財富也僅僅只是31.6％而已。正如克魯格曼在其書中所說：“對於‘長鍍金年代’大部分時間裡美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情況，我們並無詳細的數據。不過，卻有足夠的證據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國是個很不平等的社會——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也許更令人意外的是，證據還顯示，不平等程度在整個20年代幾乎毫無變化。”即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社會政策這一要素沒有變，但社會財富的集中度越來越高，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對此合理的解釋就是，貨幣擴張政策帶來了社會財富的逆分配。
誠如克魯格曼所描寫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隨著艾倫?格林斯潘的對策所造就的繁榮或者說大通貨膨脹，這一切又都重現了。為此克魯格曼不得不感慨：“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新鍍金時代。”
克魯格曼以“鍍金時代”最富有的美國人約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為例，來證明21世紀初的美國的確又回到了“新鍍金年代”。他說：“1895年洛克菲勒被迫交納所得稅，申報收入為125萬美元。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美國人均收入的7 000倍！”但在2006年，據投資人雜志《阿爾法》（Alpha）報道，對沖基金經理詹姆斯?西蒙斯的收入卻高達17億美元，他的收入是美國人均收入的38 000倍還多。另外，還有兩位基金經理的年收入也超過了10億美元。2006年，美國前25位基金經理的總收入達到了140億美元。為此有學者感慨說：“對美國富豪來說，經濟繁榮加上大把地賺錢，這不只是個‘新鍍金時代’，而是貨真價實的‘黃金時代’。”
本文摘自《通脹的真相》
從歷史角度揭秘通脹：通脹的真相
於各國政客們而言，要其在保增長或是控通脹這二者間，任擇其一顯然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但從目前意見回饋回來的信息看，對保增長促就業的關註顯然更占上風。但我們需註意的是，衰退固然能導致政治的失敗，通脹又何嘗不可以呢？其實通脹更是一種疾病，並且是一種有時甚至可以威脅一國或民族生命的疾病，如不及時制止，它會很輕鬆地摧毀一個社會。德國的惡性通脹為納粹的上台鋪平了道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舊中國，由於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極其動蕩，再加上國民黨當局為彌補戰爭所形成的巨額赤字，完全依賴印钞機，最終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彻底崩潰。通貨膨脹如此之厲害，對國家和民族有如此巨大的破壞力。那麼它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各國政府一再對它予以容忍的背後邏輯又是什麼呢？本書將為你解開通脹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