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序言(2)

　　去年高考的時候，法治社會部記者王俊秀和本報駐天津記者站記者張國去吉林鬆原採訪高考舞弊案。其實，他們在高考開考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經全部成稿了。稿子非常出色，但傳回來後，我們做了幾次反复，有些主題、角度也在變。我最後決定，當天不發。為什麼不發？全國的考生有700多萬人，再加上父母親，加上爺爺、奶奶、姥爺、姥姥，幾千萬人。這些人那幾天是提著心的，12年寒窗就這一下。我的孩子也經歷過，我知道作為家長是什麼心情。如果當晚就發這篇報道，會給第二天還要考試的學生一種沖擊，尤其會給吉林的考生、鬆原地區的考生很大的沖擊。他們會想，我這考試還有效嗎？因為有大面積的舞弊，我這考試還算不算了？我們如果在那個時候發，一定會比高考結束再發，閱讀率高得多，轉載率也高得多，但我們是不道德的。現在，有多少由於喪失媒體道德而出現的假新聞和不負責任的新聞！

　　所以，我們決定，高考結束後再發。稿子發了以後，非常轟動，當然，我們也受到了一些壓力，為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些我們可以頂住。但對社會的責任感，道德和良知，是我們不能突破的底線。有時候，我們要頂住外部的壓力，有時候，也要頂住內部的利益驅動。

　　當媒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怎麼辦？我認為，社會利益是前提。媒體如果被利益驅使了，那就危險了。公信力是我們最珍貴的財富，媒體道德是中國青年報人的生存基础。

　　第三，我們的報道還要體現本報作為社會主流價值的身份。

　　比如法治社會部副主任楊亮慶採訪我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標題是《薩科齊太急於求成》，這是中國主流媒體第一次公開批評他。這種批評是中國主流聲音。楊亮慶這篇報道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起到主流媒體的作用。當時的背景是中法關係出現了問題，很多人在網上呼籲抵制家樂福、不買法國貨、不去巴黎旅遊。我們沒有著眼於這種憤青情緒，而是很深刻地批評他的現任總統，而且批評得也有分寸。這就是國家利益、大局意識。

　　很多年前，我看過一個故事，有位偉大的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介紹他的人說，我非常崇敬他，因為他的每一次研究，常常能夠結束一個研究方向。這個學者自己站起來說，能夠結束一個研究方向的科學家是好的，但是我更敬重能開創一個研究方向的科學家。這位科學家的話對我們同樣有用。我們的報道，不是說給某一個社會問題一種結論，或者一種清晰明了的事實結果，中國青年報報道的價值，常常在於我們開創了一個社會思考的方向，這更有價值。

　　所謂推動社會進步，我們推動的是什麼呢？不是說我們報道了一些聳人聽聞的事情，而是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方向和角度。我們要開創新的思考方向，並向公衆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作為中國青年報的總編輯，我可以對我的同事們提出這些高標準的要求，是因為，這個院子里的空氣不是功利主義的，而是理想主義的。

　　我常說，中國青年報像一個大火鍋，底料是一樣的，一代一代的中國青年報人一直在強化著這種底料，所以，什麼東西涮進來都是這個味兒，就是務實的、有建設性的理想主義者。一些別的報社的老總很羨慕我們，說你們老有一大群有新聞職業理想的同事。我說是，凡是沒有這種理想的，他就沒往這鍋里涮，或者涮著涮著，覺得不合適，就往別的鍋里去涮了。留在這兒的，都是有這麼一種價值觀。理想主義是漂在海運倉2號上空的一種文化空氣。

　　假如說，一個中青報的記者，只把這兒的工作當成一份職業，我就是為了每個月往我卡上打的那些工資，然後我好付按揭，有錢談戀愛，為將來的孩子攢點教育費，或者，我並不想當一個好記者、好報人、好的經營者、管理者，而是想，有什麼機會能不能級別再高點，當個官兒。我同學從村官已經考上公務員了，眼看著就正科了，副處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那麼，他在中國青年報是不會愉快的。所以我想，可能經過了30年，盡管進這個院子的人，來的時候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和文化，但到最後，幾乎都差不多。中國青年報出去的人也都這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們都經過了選擇，我們願意留下來，願意幹這份事。
　　從這本書里，你可以看到這些理想主義者在為了社會變得更美好而做的努力。作為總編輯，我為他們感到驕傲。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 陳小川

本文摘自《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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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新聞背後的真相 獨家爆料，揭秘新聞背後的故事：誰見證了“文強老大”的最後四小時？誰先知先覺以租代徵近三萬畝建高爾夫球場？誰“謀殺”了溫州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的村主任？誰一篇帖子換來被囚八日？誰見過“處女嫖娼”？誰親自揭開鬆原高考舞弊案？誰將上訪者被抓進學習班？誰讓洱海成了富人的後花園？誰無意間戳到了醫改的痛處？……什麼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底線、什麼是媒體工作者的底線、什麼是觸及底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