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國家的命運與公司的力量(1)

　　3.國家的命運與公司的力量

　　庚子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後發佈《宣戰诏書》，通電全國，宣佈自即日起與西方各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要求地方籌款調兵，勤王抗敵，共度難關。

　　當時，時任大清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最先看到《宣戰诏書》，盛宣懷竟然膽大包天先把朝廷聖旨扣押，隨後立即發電報給被貶到廣東做總督的李鴻章。電報中說：“……朝政皆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出者，將來必如鹹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為疆臣計，各省集義團禦侮，必同歸於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撫聯絡一氣，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辦法。”

　　李鴻章收到電報後，領會盛宣懷各自保疆土安定的意思，沉思再三後毅然复電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诏。”

　　李鴻章定調後，東南各總督都達成共識：聖旨為“僞诏亂命”，不參戰，隨後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不開戰。此事件史稱“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是中國封建歷史的標致性事件。在中國封建社會，聖旨是最高權威，抗旨絕對是殺無赦甚至滿門抄斬的重罪。正當北方義和團“造反”之際，南方各總督以“亂命”為借口，第一次對聖旨說“不”，不折不扣地造了一次反。中國自古以戰為榮、和為耻，而這次南方抗旨議和卻受稱贊。“東南互保”標志著大清王朝的絕對權威開始瓦解，中國精英階層開始對處在生死攸關的中國命運擁有自己的主觀判斷能力和獨立立場。

　　“東南互保”根本上源於全面思想開化。甲午戰敗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3.4億兩白銀滾滾流入日本，日本利用此巨額賠款建立了金本位制，與國際金本位金融體系接軌，步入了國際資本主義行列。在中國，甲午戰敗，全國上下，悲憤耻辱，一夜覺醒。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

　　1895年4月，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一時間群情激動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給光緒皇帝呈上萬言書。萬言書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6月11日，光緒帝發佈《明定國是诏》，發動維新變法。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發佈了包括開辦實業、修築鐵路、組織商會、改革財政、編練新軍、廢八股、興西學等十多條诏令。維新派屬於改良派，在洋務派“師夷長技”思想的基础上，試圖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系統變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走上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1898年9月21日淩晨，紫禁城風雲突變，慈禧太後突然闖進光緒皇帝寝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佈訓政诏書，捕殺維新人物，持續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改良生機就此斷送，但是新思潮正在啟迪全國民衆。康有為並非維新思想的創始人，其維新思想受實業家鄭觀應啟迪。鄭觀應是一位最先全面觸及啟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啟蒙運動前驅，他在洋務運動期間就提出商戰、科舉改章、修訂法律、實行立憲等先進改革。他的著名著作《盛世危言》直接啟迪了引領潮流並改變中國歷史的三大人物：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甚至光緒皇帝讀過《盛世危言》後，深受啟發並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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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