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增長的局限(2)

　　--專營：最大的"肥缺"是土地"一級市場"的政府專營。按現行法律，農用土地轉為非農使用，須經政府徵用程序。2010年，政府土地轉讓收入達2.9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了82%。2010年土地轉讓收入相當於當年全部財政收入的35%（土地轉讓收入不計入財政收入）。

　　--準入管制：在中國很多領域，市場就猶如來到現代化機場敞亮的候機大廳，一眼可以望穿。中間卻設定了許多玻璃幕牆，看到的卻走不到。比如，中國銀行監管部門很早就屢屢表示要發展（民營）小銀行，為中小企業及私人投資創業服務。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全國有村鎮銀行兩百多家，總資本不到2000億元，僅占中國全部銀行總資產的0.25%，且村鎮銀行不得吸收存款；而另一方面，2009年-2010年兩年間，為了保增長，擴投資，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一下子從7000多家增加到10000餘家，其融資總額由1萬多億元迅猛增長到10萬億元以上。可見在市場準入上，歧視多多。

　　3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行政大一統）走出來，變化巨大。但是，1989年以後，與經濟領域的開放、改革相比，政治領域改革嚴重滞後了。受政治拖拽，經濟領域的開放、改革也不得不"有選擇"地推進。如今，中國的經濟仍是半陰半陽，壟斷與競爭並存。

　　中國經濟的二元特徵十分突出。最重要的二元結構，還是"政治-經濟二元"。其他"二元"諸如"內外二元"、"城鄉二元"、"壟斷競爭二元"、"貧富二元"等等，均受制於"政治-經濟二元"。不管是老的二元問題，還是新的二元問題，其內在的沖突與矛盾，是越來越凸顯與加劇了。

　　2. 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多，外匯占款逐步成為中國央行投放基础貨幣的主渠道。中國的外儲增加，來自貿易順差與國際收支順差"雙順差"，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愈是往後，來自國際收支順差的比重愈大。2011年二季度，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1530億美元，其中只有470億美元（占31%）來自貿易順差。2006年，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當年外匯占款已經高達央行基础貨幣供應總量的109.1%，2007年已超過122%（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黃武俊、陳漓高，2010年）。

　　因外匯占款過多而超發的基础貨幣，央行則通過向商業銀行發行央行債券回收。同時，用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辦法減少商業銀行頭寸，以降低貨幣乘數。中國的法定準備金率2002年前通常在6%左右，當下已提高到21.5%。2010年末，中國的廣義貨幣總量（M2）達到72.58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了2.92倍；中國的M2/GDP達到了182%（同比美國不到90%）。

　　中國央行收取法定準備金和發行央行債券，通常要向商業銀行支付略低於1年期居民儲蓄存款利率的利息，現在這一支出每年已達數千億元；國家外匯儲備投資國外資本債券市場，回報率也只有2%-3%。用後者收入抵付前者支出，央行難保不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

本文摘自《尋找真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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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2012：尋找真實的成長 2011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2012是中共十八大換屆選舉之年，經濟規劃週期和政治週期成為未來中國5年最清晰的發展脈絡。本書將圍繞這個主題，為讀者厘清國家和社會未來發展的走向。全書分為五大主要內容：反思中國模式；當前焦點問題（債務危機、金融改革、中小企業成長等）；尋找改革途徑；預測2012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內容全部由當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寫專文論述。作者團隊包括吳敬琏、郭樹清、陳志武、胡祖六、任建濤、謝國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