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國家的命運與公司的力量(5)
根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註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遠遠高於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有統計，1905-1908年，全國新設廠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間所設廠數的20多倍與甲午戰爭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和2.9倍。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經達到977家。
到1911年，全國各種商人組織近2000個，會董2.3萬人，會員達20萬人以上，這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堅力量。他們以不同的政治立場遊走在中國歷史舞台上，他們中有中立派、立憲派和革命派。
清政府的改革推進到最為核心內容——立憲。此時，擁有經濟實力的改良派企業家再次成為歷史的推動者。1904年，張謇草擬了《擬請立憲奏稿》，立憲呼聲日起。但是憲法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遲遲未見頒佈，直到1908年，朝廷才頒佈《憲法大綱》，正式宣佈預備立憲，預備期為9年。如此長的預備期，立憲派已經不能等，革命派早已失去耐心。
1905年8月，絲商巨富張靜江與孫中山在一艘船上偶遇，張靜江仰慕孫中山革命之舉便問道：“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餘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告，餘當悉力以應。”他還與孫中山約定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令孫中山沒有想到的是，如此萍水相逢的張靜江，卻成為日後一直為革命事業籌資助款的“革命聖人”。
1905年8月20日，長期流浪海外為革命奔波的孫中山在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說明下，在東京赤坂區頭山滿提供的民宅二樓榻榻米房里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矛頭直指腐朽的封建清王朝。1908年《憲法大綱》頒佈三個月後，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前後兩天相繼去世。大清王朝就像坐在金銮大殿上的三歲溥儀一樣，戰戰兢兢、搖搖欲墜。
自洋務開啟興業先河，民族企業雖荊棘坎坷、栉風沐雨卻應明流而動，師夷長技以制夷，大興民業催生變革之力，辦校興教開化明智，改良立憲撼動國體。不久，在中華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昌，火光沖天，硝煙四起。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