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節：經典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的驗證（上）：道德的感通(13)

　　在這樣的背景下，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本是衛國"庶孫"，擅長刑名之學，跟隨魏國相國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他對公孫鞅的評價是"年雖少，有奇才"，希望自己死後魏惠王能夠"舉國而聽之"，而假設不任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意在一旦為他國所用，必是魏國國家大患。足見這個魏國丞相對他的評價無以复加。衛鞅到了秦國，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週顯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對秦孝公說，一般百姓的智慧見識只能享受成功後的快樂，而不能事先和他們商量強國大略，"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他說一般老百姓常常安於故俗，而一般學者沉溺於書生之見，這兩種人讓他們居官守法還可以，讓他們明白風俗法令制度之外的道理就非常困難。所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孝公認為他說的對，就任命他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也就是充分信任他，變法的具體措施他可以做最終決斷。

　　變法的要害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重新制定收入分配的依據和機制。想想看，這是何等氣魄和力度！結果如何呢？"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資治通鑒·週紀二》）但是，這種本末倒置的大治產生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由於教化削弱，單纯強調經濟之發展，鼓勵軍功以進爵，人民"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櫌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居；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也就是說，雖然嚴厲的刑名法治和追求財利名爵使國家變得富足強盛，但是長幼尊卑秩序的破壞卻毀壞了醇厚的風俗，上下不定，父子六親不得其宜，"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覆亡之運在所難免。由此觀之，後世秦國一統天下，靠的是強兵鐵甲，摧枯拉朽，拜衛鞅變法所赐；仁政不施，暴虐天下，一傳二世而覆亡，遠究其源，亦拜衛鞅所赐。

　　今日瘋狂叫嚣"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遊戲規則"的學者，忽棄國家政府為無為之"主明而天下大安"的學者，無知到了如南懷瑾先生所說的"令人毛骨悚然"！當思歷史前車之鑒，當思古來為文之道，"言滿天下而無口過"，何故今時有如此邪言亂世者？真是"末世邪師說法如黃河沙"！

　　二、王安石變法：得天時 失人和

　　在中國經濟史上，王安石變法影響深重。與商鞅變法有著類似的背景：均是年輕的皇帝打算借變法富國強兵、鞏固政權。宋神宗趙顼，於公元1067年即位，年僅20歲。第二年便召見已近50歲的王安石進京議對。王安石當年21歲以第四名中進士，個性拗強，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素有"矯世變俗之志"。仁宗時曾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名動朝野。面對皇帝召見，王安石慎重起見，當場沒有對國家的狀況和改革意見表態，而是回去後寫了《本朝百年無事劄子》，陳述仁宗德政之外，指出"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切中肯綮，為變法之依據。約略列之，有以下十條：

　　1．皇帝未能與士大夫研讨先王治國之法；2．正確的言論和錯誤的主張往往夾雜採納；3．任用官吏論資排輩，沒有必要的考核措施；4．文人任武官，外行管理內行；5．官吏調動頻繁，遊談之士謀得高官，賢能之士反受排擠；6．賦稅過重，政府沒有興修水利等促進農業發展的設施，農民生活困苦；7．五代以來在軍隊當中養成的籠絡遷就的壞習氣一直沒有得到整頓；8．先王的用人原則是獎優罰劣，而皇族人員不經選拔就擔當重任，有違公允；9．朝堂內缺乏理財的財政人才，國家財政拮據，一旦有外患和天災，岌岌可危；10．最後一點，王安石說得委婉，就是"本朝"108年以來的存在其實有僥幸的成分，"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本文摘自《中國經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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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經濟學的貫通解讀：中國經典經濟學 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繁榮的社會里，“經濟”成為了各行各業人們口中常說的詞匯，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經濟”是一件時尚的事情，是現代人身份的標志，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頻繁使用宏觀調控手段熨平經濟波動，各種經濟術語日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使得原本在許多人看來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勢。然而，對於到底什麼才是“經濟學”、如何判定“經濟學”是否有效之類的問題，關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