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節：宏觀調控與金融體制改革(5)

　　劉煜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實驗研究室主任

　　2011年上半年是中國央行的艱難時期。

　　2010年年初，研究機構的普遍判斷是，當年中國物價的形態是中間高兩頭低，因為2010年翹尾因素在6月、7月達到全年最高2.1%的水平，隨後回落，而新漲價因素預期相對平穩，但到後來，8月物價上漲後，就再也下不去了。

　　先前作出的預測判斷，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2009年四季度以來的收緊貨幣的力度要保持，並貫穿2010年全年。

　　2010年1月到4月，貨幣當局曾經試圖加強從市場回收流動性，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收頭寸。但是，到5月，隨著歐債危機加劇以及對國內經濟"二次探底"的過度擔憂，整個三季度市場投放的淨頭寸增加1.9萬億元之巨。貨幣政策事實上重回"極寬"軌道。

　　貨幣-資產-物價

　　目前關於通脹的主要分歧在於，中國通脹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現象。

　　認為中國通脹是個短期現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脹是個結構性問題，天氣、災害導致農產品價格上漲，高儲蓄下難有長期通脹發生，產能過剩等等。如果這些推斷成立的話，結論必然是對於當前物價上漲，央行是愛莫能助的。

　　如果認為中國通脹是個長期現象，就需要著重從貨幣邏輯來解釋。這個邏輯是：貨幣-資產-物價。這不是某一個時點貨幣超量了，而是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就進入了超寬貨幣時期。土地和房地產價格漲起來後，才通過相應的傳遞渠道向物價的各個領域擴散。這需要時間的累積。

　　2003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城市服務性價格和食品。

　　城市服務性價格上漲很好理解，地價和房地產暴漲直接驅動人工成本上漲，經濟學上叫"生存線"。食品跟貨幣的聯繫稍微曲折一點，城市人工成本漲，對應的是農業人工的機會成本漲，同時，農產品流通過程屬於"大服務"，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上去了。安信證券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與勞動密集型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中國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漲與"劉易斯拐點"逼近相關。但關於"劉易斯拐點"的判定目前理論界是有爭議的：到底是按照勞動力供求拐點，還是工資的拐點，還沒有形成共識。按照人口結構的變化，學者們計算的拐點時間多在2015年左右。

　　我們更關心工資上漲的過程。

　　從人口結構的拐點引發的工資上漲應該是一個均勻釋放的過程，而2006年以來，中國的勞工工資的上漲卻像峭壁一樣陡峭，令人困惑。中國的勞動力紅利的釋放完全有條件比日本更均勻、更持續一些，因為中國廣袤的國土和區域差異可以使這一過程有足夠的縱深，資方可以將工廠遷往內地，或可以用機器替代人工，但當下內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漲，所以，薪酬上漲呈現全局性剛性。

　　劉易斯認為，一個國家在拐點之前也會出現工資上漲，主要因為維持生存線的工資水平上漲。所以，我們不得不回望貨幣的泡沫，某種程度確是泡沫吞噬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中國可能提早了十年迎來勞工工資的急劇上漲。

本文摘自《尋找真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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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2012：尋找真實的成長 2011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2012是中共十八大換屆選舉之年，經濟規劃週期和政治週期成為未來中國5年最清晰的發展脈絡。本書將圍繞這個主題，為讀者厘清國家和社會未來發展的走向。全書分為五大主要內容：反思中國模式；當前焦點問題（債務危機、金融改革、中小企業成長等）；尋找改革途徑；預測2012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內容全部由當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寫專文論述。作者團隊包括吳敬琏、郭樹清、陳志武、胡祖六、任建濤、謝國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