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7)

　　政府在確立了國有專營制度後，必設立國有企業體系，而因產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出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腐敗或官商勾結，無一例外地發生在"頂層"。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歷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出現"雙首現象"--國家的首相同時是國家的首富。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一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中國入選的有6個人，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除了廣東商人伍秉鑒，其餘都是政治人物。

　　與此同時，天性趨利的民間商人通過尋租的方式進入頂層以牟取暴利，從而催生出一個制度性的官商經濟模式。自宋之後，特許授權、承包經營日漸盛行，進入明清之後愈演愈烈，當時出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對技術進步缺乏最起碼的熱情和投入，成為一個彻底依附於政權的食利階層，他們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一個鮮明、對應的歷史現象。

　　其四，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終日，出現強烈的恐懼心理和財富幻滅感，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

　　早在公元前2世紀，史家司馬遷就指出了當時工商界出現的兩個財富積累特徵，一是"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到了唐代，產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專家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資本的五個流向：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以及囤積貨幣。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後的奢靡之風更遠勝過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後，即把大量資金從生產領域中撤出，用於日常消費，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築極盡豪華的莊園別墅，無數能工巧匠把畢生的才智投註於雕磚、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業的精致上越走越遠。

　　歷兩千年以降，中國商人盡管創造了無數的物質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幫在某一時代也積累過驚人的私人財富，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爭取到獨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確立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容統治權力侵犯。所謂"富不過三代"，並不僅僅因為中國的商人沒有積累三代財富的智慧，而是因為，財富的積累必託庇於擁有者與政權的關係，而這一關係則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對等的。因而，財富的可持續積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於擁有者之手。在財富傳承這一命題上，產業的拓展和資本積聚能力，遠不如政商關係的保持能力重要。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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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