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最後的世族(4)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後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謂"五均"，是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評定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滞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

　　從王莽為" 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诏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雖然價格很高也一定要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衆庶，抑兼並"的目的。胡寄窗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的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講得透彻。"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以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漢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里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定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交易丞、錢府丞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制，這些穿著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瀣一氣，虛設賬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稅賦政策上，王莽也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佈徵收個人所得稅，所有從事工商業者，無論是養蠶的婦人還是縫補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縣官自報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稅率繳納稅金，有敢不報者或自報不實者，全部沒收所得，並罰在官府做工一年。這一政策如何落實，史書不載，估計又是為某些官吏敲詐民間創造了無數的機會。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條是鑄錢國營化。在這一項改革上，充分展現出王莽改制的混亂和隨意性。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