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節:晉徽爭雄(1)

2013-12-13 17:11:25



  對於一個專制型政權而言,影響"穩定"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患,一是內憂。控制前者最可行的辦法是杜絕對外的一切交流,與各國"老死不相往來";實現後者的辦法,則是讓人民滿足其溫飽,而民間財富維持在均貧的水準上。

  明代治國者分別找到了兩個辦法,那就是,對外,實施閉關鎖國的"大陸孤立主義";對內,追求"男耕女織"的平鋪型社會模式。

  與元代積極鼓勵海外貿易截然相反,明朝從創建之初就推行對外封閉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北修長城,南禁海貿",把帝國自閉為一個鐵桶。

  在北方,為了防止蒙古勢力的卷土重來,明朝在秦長城的基础上修築了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明長城,全線長達萬餘里,劃分為九個防備區,由重兵駐守,時稱"九邊",這些邊關成為被官府嚴密管制起來的邊貿集散地。從此,自漢唐之後就綿延不絕的"絲綢之路"日漸堵塞,中國與歐洲的大陸通道上駝馬絕迹、鴻雁無蹤。

  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謝肇 《五雜俎》

  明代工商經濟與前朝相比,最大的變化有兩個,一是專業化市鎮的出現,二是商幫的崛起。

  從先秦之後的1 000多年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運行中心都被放置在若幹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制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宋代之後,市集禁令取消,非官營的"草市"、墟市以及廟院集市日漸擴張,不過,它們的功能都非常傳統,無非為方圓幾十里的農戶提供日常消費品的交易場所,"佈粟蔬薪之外,更無長物"。到了明代,情形陡變。

  改變因人口增加和產業衍變所導致。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讓中國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區的增長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無力接納,於是地理條件較好的農村便向市鎮演化。人口增加很多,土地卻越來越緊張,漫溢出來的人口就順著棉業的發展而從事家庭紡織勞作,在這些農戶的週邊又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村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鬆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里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形成江南地區的衆多市鎮。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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