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8)
這四個經典困境構成了中國企業史的基本特徵。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整整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俨然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制度的有效護衛。
叙述至此，我們就可以回答"費正清之問"了--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政府也。
這樣的結論在中外學界似乎是個公見。佈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費正清在研究中也給出了類似的答案："紳士家庭最好的保障並不僅僅在於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權和官吏特權的聯合。家庭財產並不是一種保障。"而中國歷史學者王亞南、傅衣淩早在20世紀40年代也斷定："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前些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給出同樣的結論："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制力出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制，需要經歷一次大的社會動蕩，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制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常常成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為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產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產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歷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制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制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在經濟史上，歷朝歷代從來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漢唐明清莫不如是。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叠，軸心不變，循環往复，無休無止。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30年可出現盛世，50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無數英雄俊傑，在這種輪回遊戲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萬千市井繁榮，在這個歷史攪拌機里被碾成碎片。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