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看上去就像一家公司

　　    近日在上海逗留，近距離傾聽某高官談及上海經濟模式，提到了“上海是個大公司”的概念。他承認如此定位屬於貶義，至少在政府和企業分工的層面上說不過去。越兩日，我又聽見一名相當知名的企業家說，上海的私人企業發展空間良好，一個顯著標志，就是這些年上海的官員尋租問題並不普遍，僅僅是個別現象。

　　    我相信這位企業家不顧最近幾年上海官場腐敗案件層出不窮的事實說出來的昏話，僅僅是為了迎合領導上的歡心。他要在這座城市經營企業，沒有領導的支援，是絕對不可為之的事情，因此企業家必要的妥協尚在情理之中。我無意深入挖掘這家企業到底和政府存在什麼關係，而是願意越過這些既定的局面，去歷史里刨材料。有人說得好，看不清當下的時候， 就去翻翻歷史。是的，歷史，我只是想知道今天的局面，比歷史究竟進步了多少。

　　    事實上，政府是個大公司的局面，早在清朝後期就相當醒目，尤其是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政府對這種公司化的運作可以說是駕輕就熟。衆所週知，洋務運動是一次失敗的原始資本主義運動，但圍繞著失敗的原因，則有兩種解釋。其一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其二則是清朝政府的國家公司模式使然。朝廷用國有企業的方式推動洋務運動，破壞了私人企業的發展。

　　    我個人基本贊同第二種觀點。按照費正清的史料記載，當時的清朝政府的確像一個巨大的公司，其具體手段則是運用其政治壟斷特權追求政府利益，並反向損害社會利益。比如朝廷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等形式，直接與民爭利；沒有成立私人企業的自動註冊制度，大量非國有企業需要有權官員的批準和保護，而大量的政府官員則利用其特權直接從官商勾結的私人企業那里索取利益。

　　    在制度意義上，官商勾結正是清朝後期經濟運行的主要態勢。這種局面看上去氣象宏大，熱鬧非凡，事實上卻帶來了非常糟糕的後果。最明顯的特徵是完全無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整個經濟主要是為政府和一部分特權階層生產，因此市場狹小，分工不能繼續加深，生產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

　　    無獨有偶，我看到18世紀的法國也呈現出這種國家主義的公司結構。與之相反，當時的英國，則是一個市場化分工比較充分的國家。兩個西方國家在當時的差距可以說是觸目驚心：法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官商勾結成為經濟的主流，國內暴力活動頻繁，革命之聲此起彼伏，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壞的資本主義的典型；而英國則稅法公平，收入分配公平，中產階級具有良好的購買能力，經濟為全員生產，被史學家稱為好的資本主義典型。正因為如此，雖然英國的人口和面積都小於法國，但英國的市場容量卻遠遠大於法國，人均收入高出法國30%。

　　    這就是公司利益制度被放大到國家主義層面所帶來的沉重代價。18世紀的法國政府迅速被後來的大革命推翻；清朝的洋務運動則偃旗息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國家財富灰飛煙滅，人民跌入深深的赤貧狀態。經濟在這里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中國歷史出現了罕見的尴尬：既退不到單纯的農耕時代，卻也不能走進市場體系之中。中國人從這個時候開始， 整整耽誤了一百年之久。

　　    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應當怎麼辦？第一層面的工作，應該是用歷史比較當下， 看看今天的經濟態勢比過去進步了多少；其次則是要反思，要努力回到常識，回到市場的基本規律上來。市場分工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政府的歸政府，企業的歸企業，雙向的錯位都會破壞發展。由國家主義主流話語衍生而來的經濟格局，表面看起來宏大、崇高，但結果卻可能是一堆由沙子堆積起來的摩天大樓；企業過於關註政府利益，必然丢失到更加重要的自由競爭，最後導致企業僅僅是政府的門下食客。我們必須認清這一點，避免歷史再一次走到陳舊的錯誤之中去。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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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