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權知道審計的細節

　　    今年的審計報告風景不同，我看見一連串的數字陳列其中，“挽回損失163億，移送案件863件，涉及1068人”，如此具體的數據，背後有多少人物，多少故事，老百姓應該是有權知道的，但報告自始至終，沒提一個單位，沒寫一個人名。仿佛一台戲，剛一掀開幕佈，就宣佈收場了；又仿佛是一場夏日午後的天氣，隐隐從天邊傳過來雷鳴，似乎也有閃電，但就是不見雨水掉下來。

　　    此情此景，人們只能拿知情權說事。我記得知情權是寫進了最高領導的重要報告里的，總書記的話，白紙黑字，擺在這里，現在我們有資格拿著領導的報告追問審計長，究竟是哪些人犯了案子，被移送到檢察機關？究竟是哪些部門內外勾結，制造了“串案”、“窩案”？我們想知道，以知情權的名義，我們應該知道。

　　    有人曾經說過，跟公民的知情權相比，那些所謂的部門利益，那些所謂的企業利潤，都是短暫的。這樣的表述有道理，因為知情權首先守住的，是每一個公民在一個社會體系中必須承擔的責任與使命。每個人都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一個元素，沒有人置身事外，而知情權是確保公民權利有效發揮的第一路徑。研究表明，在重大社會事件面前，公民知情權的多少，與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是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考證過印度饑荒與民衆知情權之間的關係。他發現由於民衆獲取的信息相對週全，因此印度的饑荒問題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後，一直停留在民衆的營養不良層面，那種大面積的饑餓性死亡問題再也沒有在印度出現；而中國2003年的非典事件，最終也是政府通過維護民衆的絕對知情權，每天滾動播出詳細的災情，從而一舉渡過了難關。

　　    必須承認，腐敗問題是今天中國社會最大的災情，民衆對此怨聲載道。一方面黨和政府下大力氣懲治腐敗，但另一方面民衆的情緒卻更加暴烈。出現這種矛盾的局面，民衆知情權的缺失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現實的邏輯是，由於知情權的缺失，一部分民衆必然認為，潛藏的腐敗問題永遠比暴露的腐敗問題嚴重很多；由於知情權的缺失，一部分民衆必然認為，腐敗問題永遠都是官員們膽大妄為，咎由自取。這種民間思考一旦成為慣性，必然就會形成民間和官員絕對的利益二元對立。但平心而論，有受賄的官員，就有行賄的民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腐敗從來就是各方共謀的結果。官員有罪，但民衆也有不義。可以肯定，就是因為民衆知情權的缺失，大部分人理所當然擁有了某種道德優越感，所謂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面對此起彼伏的腐敗現象，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除了咒罵，除了憤怒，似乎不會做別的了。

　　    由此看來，知情權是引導民衆參與社會理性建設最有效的工具。想起前幾年，李金華先生在任審計長的時候，每年的審計報告都掀起熱潮，表面上看，似乎是揭開了具體的傷疤，一些部門，一些人物被指名道姓，臉面上挂不住，但從全局看，人民卻聽到一種良心的聲音。有那麼多人認為，只要有李金華在，腐敗問題就能解決，中國就有希望。這絕對是一種積極的、理性的、建設性的民間聲音，它們來自民間，來自這個偉大的國家中生生不息的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愛與期待。

　　    可惜的是，當李金華挂職而去，這樣的風景已然消失。必須承認，今年的審計報告，有的人會暗中竊喜，但更多的人會失望，會憤怒，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愛心會受到傷害。怎麼辦？我們是期待又一個李金華來臨，還是把知情權真正還給人民，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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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