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秩序：從理論到現實（1）

　　要想讓本書中提出的新金融秩序的理念變成現實，我們還需要採取其他一些行動。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風險，需要結合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提供的數據進行研究，並且需要通過研究發現分攤風險的機會。我們同時還需要代表社會不同階層和領域的公共團體或權威進行廣泛的宣傳。

　　恰當地識別風險

　　風險識別有兩層意思，一是發現風險，二是測算分攤風險的機遇。對大規模不確定性的識別很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分辨不同的人在何種情況下承擔完全不同的風險。只有我們找到了重大風險的源頭，只有當人們面臨的風險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我們才能進行有效的風險分攤。

　　風險識別的第一步是改善我們測量風險的手段，也就是編制更好的指數。大多數開發指數的人可用的資源有限，而且相對而言不太受公衆的重視。由於大多數指數都沒有在金融合同中得到運用，所以公衆沒有動機發起針對某種指數的讨論，只有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個例外，因為在生活成本配給合同中會用到這種指數，而且這種指數已經被許多研究機構仔細研究過，社會上也存在很多針對這個指數的讨論。我們需要對其他用來衡量經濟福利的指標進行同樣的審視。

　　1990~1991年是一個經濟衰退期，我曾在那時與一些同事共同推動期貨交易所啟動單一家庭住房價格期貨合約，就在這個時期，我個人充分體會了經濟指數的重要性。我們當時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自己編制的指數就是從當時那個時點開始計算的，已經清晰地揭示出幾個重點城市的房價都在下跌，但是當時市場上引用最多的還是全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發佈的單一家庭住房價格指數，這個指數在有的情況下完全不合情理。期貨交易所的經濟學家們也對我們表示，他們無法確認是否真的有人能夠準確描述當前房價的真實走勢。

　　全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發佈的數據只不過是將經紀人獲得的單一家庭住房中介價格綜合起來而已，與我們編制的根據單一家庭住房變動價格形成的指數完全不同。我們當時無法辯驳全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中介價格指數的權威性，主要是因為媒體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種指數，他們喜歡中介價格這種更簡單的概念，而且（像自我循環一樣）崇拜全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已經獲得的權威性。其中存在的問題是，由於沒人根據全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的指數擬定協議，所以也就沒人關心這種指數的編制方法。因此，我們在推廣單一家庭住房價格期貨合約市場時就承擔了雙重責任，不僅要推廣市場本身，還要推廣市場中用於測算風險的指數。

　　隨著可用數據的增多，以及使用指數擬定協議的做法越來越普遍，這方面能夠在未來得到改善。當人們明白了可以廣泛地根據經濟風險指數擬定協議之後，編制指數這個職業本身也會成為一種可發展的商機。版權受保護的指數供應商可以向使用者收取費用，如果以他們的指數為基础擬定協議，還可以徵收版稅，假設互聯網超小額定價支付成為現實，那麼他們甚至可以在人們每次查閱指數時都收取一筆超小額的使用費。私營企業肯定會開發出多種供用戶自由選擇的但相互存在競爭關係的指數，而公衆一旦明白了自己的錢都與指數有緊密聯繫，他們必然會更多地關註指數的編制。此外，政府還可以為編制測量經濟風險的指數提供更多說明。

　　在針對經濟福利狀況測量手段的研究方面，可以把諾德豪斯和託賓提出的國民收入概念歸納為一些次級指數，比如按收入水平分類的收入指數或按職業分類的收入指數，有了這些指數之後，我們就不會再忽視國民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會忽視職業帶來的回報。但做這些工作本身就是有風險的。目前，面向大衆的出版物會提供有關職位質量的指數，比如《全國商業就業週刊每週工作評級手冊》，其對特定職位的評級不僅針對收入和福利狀況，同時針對工作環境、職位穩定性、工作壓力、體力需求和出差次數等因素。但是由於這種評級涉及的因素太多，許多人都認為評級的主觀性太強，所以也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對這些職業進行評級，並不是為了讓人們以這些數據為基础擬定風險管理協議，而只是為了提高雜志銷量。如果公衆的讨論充分的話，我們可以針對特定職業的經濟狀況編制指數，人們可以以這種指數為基础簽訂風險管理協議。最終，當許多存在競爭關係的群體利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編制各自的指數時，消費者可以自行決定到底相信哪一家的指數。

　　我們在設計風險管理工具時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先行決定按照哪種分類測算風險。按照國別或職業區分風險是兩種很自然的分類法，但是如果我們按照傳統，簡單地接受地緣或職業分類，那我們很有可能遺漏一些重要的因素。我們需要在紛繁複雜的風險數據中剥繭抽絲，所以說不能簡單地接受傳統分類方法。

　　在我與瑞安·施奈德合作的過程中，我們分析了個人特質和個人收入等信息，我們採用了一種被稱為“團簇分析”的流程識別一些承擔相似風險的職業，並把它們放在同一個群體中進行分析。由此得到的勞動力收入指數能更準確地描述人們面對的風險，比傳統的職業指數更可靠，因為傳統職業指數受傳統邊界的限制。在擁有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之後，我們可以在這個方面開展更多的研究。

　　由所有人共同承擔且任何人的暴露程度完全一致的風險是無法通過金融方案進行分攤的，比如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全球經濟同時毀滅的風險。當風險的分攤程度和體驗程度完全一致時，我們不可能再進行任何形式的分攤或分散。只有不同人經歷的不同風險，比如全球氣候變暖損害熱帶國家的經濟，但卻有助於溫帶國家的經濟，這樣的風險分攤才是有意義的。進一步舉例來講，如果熱帶的人和溫帶的人簽訂了風險管理協議，如果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熱帶經濟受損的嚴重程度高於預期，那麼溫帶的人就給熱帶的人提供補償。同樣，如果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後果完全相反，那麼熱帶的人就要反過來補償溫帶的人。

　　斯蒂法諾·阿薩納索里斯和我一起開發了一套數量化和經濟測量學的模型，可以作為發現世界各地應該簽訂的最重要的風險管理協議的方法，其理論基础是一種被稱為“主成分分析”的統計學流程。我們的流程從個人收入的歷史數據入手，通過分析發現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之間的關聯繫數和協方差，然後我們將獲得的系數輸入一個數量化公式，從而揭示出按照所承擔的風險不同而被歸類到不同群體中的人，從而也就揭示出哪些人之間應該分攤風險。

　　我們的研究為日後的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理論基础，但其只不過是整個發展過程最原始的開端而已。當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成為廣泛可用的工具之後，我們可以做出更加複雜的分析。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希望經濟測量學以外的諸多專業學者也能為這項事業貢獻力量。在識別和劃分風險分攤的人群時，研究人員不能按照傳統思維決定這些群體的劃分。這意味著在針對風險管理協議的研究中會遇到非常奇怪的同類人，意味著研究者必須超越已有的人際關係網，超越週圍人的影響，超越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的影響，超越自己所屬世代的影響。

　　我們當前擁有的金融制度已經能夠有效地識別分攤風險的機會。投資銀行就可以給承擔異常風險的人找到完全對立的對手方。我們需要進一步開發這種體系，確保投資銀行所做的努力覆蓋的範圍更廣——使投資銀行服務大衆化和擴大化。

　　風險識別的過程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開發出客觀的測量風險的工具，一種不會受到道德危害過度影響的手段，因此我們才能在管理風險的過程中激勵人們採取良善的行為，並且避免損失。高度發達的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能夠讓人們對風險管理協議中的道德危害問題給予高度關註。我所提倡的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為我們鋪平了系統化識別風險的道路。我們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中記錄的信息越多，我們離風險識別的目標越近，這些信息不僅是個人收入信息，還包括其他可能在未來用於擬定風險管理協議的信息。

　　我們現在就應該邁出風險識別工作的第一步：盡可能地擴大對經濟風險數據的搜集，這些信息未來有可能成為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必備的內容，同時大學和基金會等機構也應該更多地支援開展此類研究。如果現在不採取這些措施，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數據都會逐漸消失。如果要理解風險，研究人員必須先積累風險的歷史數據。私營企業應該以對公衆負責的態度，保管好已經搜集到的個人收入和行為模式的數據，一直存留到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這種大型資料庫投入使用為止。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在《新金融秩序》一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護國家財富為目的的全新風險管理基础架構。在這種架構中，運用金融創新來保護公衆免受系統性風險的沖……比如說，在微觀層面上可以保護某個個人不會因技術進步而失業，宏觀層面可以保護家庭和社區不會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遭受威脅。
　　該書重點闡述了如何將風險管理的手段運用於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展示了一種通過信息技術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風險管理文化，與現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相呼應，二者共同促進財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