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源上解決通貨膨脹：新計量單位和電子貨幣（3）

　　指數型會計單位和新金融秩序

　　自然形成的以貨幣為計量單位的傳統沒有進行指數化的挂鈎，在我們想要推出較為複雜的金融創新時會遭遇極大的挫折。如果在面向公衆定義大量商品數額時不得不以貨幣計算，那我們就一直都要和這種單位與生俱來的不一致性進行鬥爭。在不具備指數型會計單位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都不會下決心嘗試有重大區別的新制度。我們擔心在對經濟制度做出重大變革時，由於計量單位變幻不定，很有可能引發重大風險，所以我們選擇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補補。

　　一個能夠方便地計量真實價值的單位會鼓勵人們以真實價值為基础擬定各類協議，而不會以某種由政治家決定價值的單位做基础。這樣的協議條款更合理，使其在法律上更精準，協議約定的是簽約人應得的真實福利，而不是某種片面的貨幣數額。

　　人們當然有能力為擬定自己需要的協議創設不同類型的計量單位。經過仔細構建，具備類似現金這樣的通貨，並且已經為人們廣泛接納的計量單位會有一些必然的優勢。工程師們都認可世界各地所有工程師都在使用的公制體系的重要性；物理教科書都會把基础計量單位列示在書的內封上；生物學家都認可林奈物種定名法，並且根據我們在基因研究中獲得的新知識不斷修正這個體系，以使其具備更廣泛的包容性。所有這些例子都能說明計量和定名的重要性。

　　即便對於美國這樣低通脹的國家而言，採用某種形式的指數型會計單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無法確保自己的國家會一直維持較低的通脹水平。必須在風險爆發之前建設好風險管理的機制，所以不能等到通脹惡化之後再開發指數型會計單位，那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此外，我們可以通過適當的設計，讓人們利用指數型會計單位，以通脹以外的因素為基础，對物價做出便捷的調整。

　　我們必須把採用指數型會計單位體系變成整個經濟體系的一個永久特徵，要得到立法和監管權威的認可，要與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緊密結合起來，並且放在顯眼的位置供人們使用。

　　建立信任

　　使用指數型會計單位的壁壘之一或許是人們對政府編制的指數沒有信心。1996年，我在美國（低通脹國家）和土耳其（高通脹國家）進行了問卷調查，通過對隨機人群的調查證實了這種不信任感的存在。我設計的問卷中有一項，問受訪者對下列描述的贊同程度：

　　“不信任根據通脹指數擬定的協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里的某些人可能在通脹率上弄虛作假，從而達到占老百姓便宜的目的。”

　　完全同意（美國21%，土耳其18%）

　　部分同意（美國24%，土耳其43%）

　　中立或無看法（美國16%，土耳其4%）

　　不完全同意（美國27%，土耳其21%）

　　完全不同意（美國13%，土耳其13%）

　　或許有的讀者很吃驚，兩個受訪國家都有那麼多人認為政府有可能在通脹率上弄虛作假，但他們的這種質疑是有依據的。如果美國或土耳其不曾出現過這種操縱通脹數據的事情，肯定也能在別的國家找到證據。

　　1983年，澳大利亞就出現過一次技術性調低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事件，當時澳大利亞政府和工會組織之間簽訂了一份名為“一號協定”的文件。工會獲得了自己一直訴求的醫療保障，而作為交換，他們預設了澳大利亞政府通過降低消費者物價指數改變徵稅額度，從而使得政府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法案的條款對工人工資的保護力。很明顯，工會接受這種實際薪酬的降低主要是因為降低的成分被隐藏在一件外衣之下，所以說也不是工會自己犯的錯誤。只要人們還會達成這種政治交易，只要公衆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精確性漠不關心，那麼這種風險就一直存在。

　　費爾南多·科洛爾政府1990年開始執掌巴西政權，政府上台後武斷地改變了物價指數，並且強制要求與通脹指數挂鈎的協議都採用新的物價指數：這使得其國內的通脹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了。公衆從這個事例中掌握了經驗，後來擬定的指數挂鈎型協議都明文約定到底採用哪個物價指數。巴西國內有多個可用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是不同團體分別編制的，比如巴西國家統計局、聖保羅大學經濟研究所以及蓋圖羅·瓦格斯基金會。指數來源的多樣性使得巴西社會的指數編制工作具有了更高的合法性。

　　參與統計工作的社會成分越多，其結果的權威性越強。與政府統計數字形成直接競爭關係的私營企業能夠說明人們樹立對本國的指數型會計單位的信心。採用經濟指數為基础擬定的協議越多，私營企業編制此類指數的動力越強。經濟運行的電子化程度越高，我們擁有的資料庫越多，私營領域的研究團體編制不同指數的工作就越簡便。

　　指數型會計單位的先例

　　1911年，歐文·費雪（在回顧西蒙·紐科姆1879年首先提出的建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種新型貨幣——補償元，這種貨幣的黃金含量會進行常態調整，以保證其購買力的恒定。以他的創新而言，指數型會計單位不僅是交易媒介，而且是會計單位。

　　費雪的發明在當時曾引起公衆的廣泛關註，但如今已經被遺忘殆盡。他的發明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也就是說，一旦美元的黃金含量的變動（哪怕是部分變動）成為人們可以預測的知識，那麼黃金和美元的投機商就可以從這種變動中套利，最終導致整個體系崩潰。到20世紀20年代，他就已經明白了，在任何國家推出這種創新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到了今天，我們仍然沒有看到哪個國家推出補償元，所以政府更不可能採用這種單位。政府反而更可能接納指數型會計單位，因為推出補償元的第一步是要改變一個國家使用的基础貨幣，而推出指數型會計單位的第一步只是宣佈一個可供選擇的新型計量單位，相比之下，後者簡單得多。

　　在某些物品的定價上先開始嘗試使用指數型會計單位並不算激進的改革，因為拉美幾個國家都已經在實際使用這種單位了，為部分物品定價而創設的指數型會計單位可能最後會演變成可供絕大多數物品定價使用的單位。此外，僅以費雪的創新而言，我們必須意識到，在計算機和電子化通信迅速普及的年代，我們已經不再需要他提議的那種指數型貨幣了。這類貨幣正逐步被不同形式的電子貨幣取代，所有這些電子貨幣都能夠根據指數型會計單位進行適當的調整和變化。

　　延伸發展單位的概念

　　理想狀態下，指數型會計單位應該有多種不同的形式，代表著不同的真實價值概念。其類型越多，人們在定義支付條款時的選擇越多。我們也不能把自己的經濟活動局限於購買力永久恒定的指數型會計單位上。假設你是一家企業的經理，正在籌劃招聘一位長期雇員，並且我們具備了一種被稱為“通用時長”的指數型會計單位，這種單位代表了你的企業所在地區雇員的常見薪酬水平，它不是一種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而是根據已發佈的工資指數計算得出的實際市場工資水平指數（或許包含一定的故意調低的成分，我們將在下面繼續分析）。假設你願意向這位擬聘用的員工支付每小時3通用時長的薪酬，那麼如果目前每小時工資指數為5.25美元，那麼1通用時長也就是5.25美元，他的薪酬就是每小時15.75美元。當工資指數上漲到每小時5.50美元時，你就要支付給他每小時16.50美元。你總是可以改變以通用時長計算的工資數額，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花力氣保證自己員工的薪酬水平和其他同類人員的薪酬處在同一水平線上。以通用時長計算工資之後，雇主不用每年都根據通脹或其他經濟變動重新規劃薪酬體系。這既可以避免調整工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錯誤，也能改善雇佣雙方的關係。

　　目前，個人薪酬與房租一樣呈現鋸齒狀排佈，在前後兩次薪酬調整期間呈現下跌態勢，然後在實際調整時點出現暴漲，隨後又出現下跌。我們一生當中都在不斷重複經歷這種波動，但是我們建立制度的初衷並不是期望看到這種情況。如果使用通用時長為薪酬單位，將可以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

　　我們同樣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會計單位。比如老齡籃子，一個與籃子類似的單位，只不過這個單位使用的市場籃子中包含的是老年人消費的物品。如果說通用時長代表的是無差別勞動力一個小時的薪酬水平，專業時長就應該代表按專業區分的勞動力一個小時的薪酬水平。這些單位的名字都很簡單，比較直接地反映了其背後的簡潔的概念，人們應該能夠簡便地使用它。

　　除了通用時長和專業時長，我們還應該編制勞動生產率指數或邊際產量指數。有的受雇者更願意以生產效率界定自己的薪酬，而不願意按照時長界定薪酬。因此，當一個經濟體中的工人的生產效率提高時，他們的薪酬也會隨之增加，並非只有在勞動力市場認可他們的生產效率時才做出改變。

　　我們甚至可以創設與各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穩定比例關係的單位，甚至是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之和保持穩定比例的單位。使用此類單位界定支付條款，所付出的額度與全世界的經濟資源都保持相對穩定的比例，與理論金融學所講的終極“市場化投資組合”的效果如出一轍。

　　在剛開始設計指數型會計單位時，最好同時開發一系列備選的同類單位。讓公衆接受多種可選的單位並不比讓他們接受唯一的單位困難，當然，這種接受的前提是這些單位都作為第一批創新同時推出，並且通過公開發佈，使公衆認識到這一系列的單位在計算物價、衡量工資或者支付還款等方面的功能是平等的。我們在界定這些單位時，必須將其開發成一種與公制度量衡同樣的體系，使其能服務於多種不同的目的。

　　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任何地方的人同時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指數型會計單位，但是（在目前已經使用指數型會計單位的國家中）人們已經習慣了同時使用兩個會計單位，即原有貨幣和指數型會計單位。我們能夠不斷降低貨幣的會計單位功能，用其他形式的單位逐漸取代它，或許以後可能實現同時使用至少兩個指數型會計單位的局面。

　　調低通用時長

　　前文介紹的通用時長這個會計單位（還有生產力會計單位）如果在設計之初就故意調低其數值和變動頻率，那麼其作用會發揮得更好。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對心理影響的考慮，和人們的嫉妒、攀比、顔面都緊密相關。通用時長的數值最好和我們現在常用的法定最低薪酬類似，也就是說低到一個只有剛剛獲得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才可能低於這個水平的數值，這樣的話，其他所有工作的人只要付出了一個小時的勞動，就會獲得高於1個通用時長單位的收入。盡管這個指數本身反映的是多工種工人的收入水平，但在把工人收入平均值變成指數時，我們應該乘以一個小於1的系數，因此指數的值就低於幾乎所有的真實工資。以這樣一個故意調低的通用時長計算工資，就不會出現有人的實際工資低於1個單位，也就不會讓他們丢面子。這種心理上的戰術也是十分重要的。

　　通用時長的增長率在與實際工資的增長率對比時，也應該故意調低。平均收入指數每年的增長率應該比實際工資增長率人為降低3個百分點。這樣一來，雇主可以在名義上以3%的年化增長率按月提高以通用時長計算的工資，這樣做並不會改變雇員工資相對於市場的應有水平。人們會看到自己以通用時長計算的工資有一定增長，雖然不是實際增長，但至少名義上有所提高。

　　如果以這種方式定義通用時長，那麼其代表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時長內，絕大多數人（同樣不提高自己技能或從業資格的人）的勞動收入指數。把工資定義為通用時長的倍數就意味著勞動者之間按所獲得的倍數形成了可攀比的不同群體，這有助於勞動者保持相對的自尊；就算以通用時長計算的工資增長率只不過讓他們維持一個平均線上下的工資水平，大多數人還是會獲得比普通工資更多的收入，增速也會相對較快。對薪酬的這種思維框架重塑讓勞動者覺得雇主的行為比較人性化，也使得同一雇主手下不太成功的勞動者能夠保留顔面。

　　故意調低通用時長的變化速率還有助於解決我們目前經常能夠觀察到的工資下行僵化的問題。人們很難接受在自己工作職位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被降薪，但其實通脹每時每刻都在侵蝕他們工資的實際價值，這一情況卻是被人們所忽視的。很顯然，人們對以美元計算的工資有一種不理智的依賴感，人們普遍認為被調低以美元計算的薪酬是一種對個人的侮辱，所以即便員工的產值已經不如從前，雇主也不願降薪。大多數降薪的案例都出現在管理者要採取嚴肅紀律行動時，比如要向某些員工表達強烈甚至憤怒的情緒時才會採取此類行動，或者當企業濒臨破產時，管理者也可以謀求員工們的諒解而達成降薪的一致意見。只要以貨幣計算的工資數額不下降，員工們對因通脹而損失的實際工資價值是不太在意的。

　　雇員的生產效率下降時，向其發放同樣數額的薪酬就不太合理了，但是又不能降低他們的薪酬，那麼雇主最自然的選擇就是裁員。社會之所以要強制規定退休年齡，就是因為老年人生產效率下降，但是又不便於讓其在承擔同樣工作時降低其薪酬水平。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通脹程度都比較低，貨幣幻覺無法掩蓋工資購買力的降低，這一問題可能變得更嚴重。

　　如果以通用時長計算薪酬的勞動者的收入不增長，那麼他們最終會不會認為被通用時長掩蓋的實際收入下降是一種精心編造的騙局？會不會因此導致通用時長帶來的心理攀比方面的優勢從此喪失？我認為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不會全盤失敗。當然，如果籃子和通用時長兩個單位同時投入使用，那麼人們肯定會註意到自己的收入換算成籃子的數值是下降的。但是這種認識與現在人們對收入增長無法跟上通脹增長的認識是一樣的，人們對收入購買力的下降不太關心，反而更多地關註以貨幣計算的收入下降的數額。那些完全意識到個人收入購買力在下降的勞動者或許會預設這種不是“當面”白紙黑字降薪的方式。

　　通過改變會計單位促成經濟轉型

　　我在本章中論證了採用某些形式的指數型會計單位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它可能會減少目前存在的不可預見的通脹給個人造成的隨機性沖擊。如果有智利以外的國家也大規模使用指數型會計單位，那麼其工資和主要物價都能以相應的指數型單位計算，這可以減少因薪酬僵化而導致的裁員或提前退休的情況，減少因商業活動波動而導致的失業率的波動，並且能讓人們分攤收入的風險。拉美國家對指數型會計單位的使用已經取得了成功，這足以成為其他國家採用類似單位的實證。或許未來採用類似單位時還需要考慮在本章中提出的一些建議，也就是創設多種類型的單位，並且故意調低收入單位的增長率。

　　各國政府可以通過以某種指數型會計單位重新定義稅收體制的方式，比較便捷地形成本國的指數型會計單位體系。智利就是以發展單位做出了這些改革，所以最終這種單位在民衆當中紮根並沿用下來。該措施所能達到的效果不僅提高了民衆對新單位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如果整個稅收體制都以籃子重新計算，那麼我們就能超越目前這種零敲碎打的指數型階段，也就是超越以零散的指數型補丁修正稅制上的小問題的模式。現有的模式使稅收體制變得過於複雜，最終也沒能形成統一的指數。

　　我們還應該超越智利對這種單位的應用，我們已經有能力且應該把指數型會計單位與電子支付系統整合，讓大家刷卡時可以按照不同單位扣款，這樣做也會使這些單位具有貨幣的某些特徵。最終，這些形式多樣的單位可能演變成我們經濟體系和日常話語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以上所有倡議都變成現實之後，指數型會計單位就可以被用於促進風險管理方面的創新。風險管理創新產品的設計者們不再受貨幣定義的局限，能夠自由選擇計量單位，也就能夠創造出更多樣化的新產品。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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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護國家財富為目的的全新風險管理基础架構。在這種架構中，運用金融創新來保護公衆免受系統性風險的沖……比如說，在微觀層面上可以保護某個個人不會因技術進步而失業，宏觀層面可以保護家庭和社區不會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遭受威脅。
　　該書重點闡述了如何將風險管理的手段運用於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展示了一種通過信息技術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風險管理文化，與現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相呼應，二者共同促進財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