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源上解決通貨膨脹：新計量單位和電子貨幣（2）

　　貨幣幻覺

　　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金錢的購買力會發生變化，這種理解上的障礙也是促使我們開發指數型會計單位的重要動機之一。普通民衆難以理解編制指數這個工作，也很少會按照消費者物價指數這樣的指數進行支付，只有極少數極端情況下會有例外。即便在通脹發展到中等或嚴重程度時，大多數人也不會購買通脹指數挂鈎型債券，不會借用指數型的抵押貸款，不會同意按照指數支付離婚贍養費或幼童撫養費，甚至不會索取指數挂鈎型租賃合同或薪酬合同。許多物品或工資的價格在數月或數年內都有可能保持固定的貨幣數額，在經濟波動的年代，這種死闆的機制有可能在社會財富再分配領域制造非常不幸的結果。從許多方面考慮，這種僵化的機制也容易加劇商業活動的動蕩。

　　西蒙·紐科姆是一位蜚聲國際的航天員，他的主要成就是為衡量宇航員的素質建立了一套標準，他後來曾把自己的註意力轉移到我們使用的價值計算標準上，並於1879年寫道：

　　不管這個國家還是其他國家的人，從小時候開始就習慣了用美元或其他貨幣測算財富的增長或減少，仿佛這些定價工具都是真正的價值單位一樣……即便人們明白了價值變動的主體是被測算的商品，而不是用來計價的美元，此前的這種錯誤觀念還是很自然地在人們的頭腦中紮根，需要花很長時間、進行很多思維鍛煉才能消除其影響。實際上，我都質疑，哪怕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也很難在這方面取得成功。

　　20世紀20年代，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把人們只關註以金錢界定的價值而不關註根據通脹情況調整後的實際價值的現象稱為“貨幣幻覺”。

　　原則上，人們可以通過編制指數消除貨幣幻覺，也就是希望人們能夠開發出一些公式，並以通脹指數為基础調整所有的物價和工資。例如，一份租房協議就可以指定一個計算房租的公式，同時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和通脹指數，按月調整房租金額。對於數學比較好的人來說，這樣做很簡單。但從對人們思維框架的影響上來看，完全不是一回事。每個月承諾支付固定數額的籃子與每個月按照數學公式計算應支付的貨幣數額，對人們的心理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籃子這個單位的通用性是任何公式都不具備的。對籃子價值的重新界定必然能夠消除人們的貨幣幻覺。

　　以籃子計房租的好處並不總是在於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承諾方式。除非你已經與人簽訂了長期性的、以籃子計價的固定額度租房協議，否則你隨時都能變更自己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以籃子計價而不以貨幣計價的好處是，你能夠從協議簽訂中獲取一種與傳統不同的思維框架，在新的思維框架下，你獲得的優勢就是不必再根據通脹程度調整租金；這筆錢會自動調整。你或許在以後多年中都能把房租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發展單位數額上。

　　相比之下，按照目前智利以外所有國家通行的方案和實際操作，一段時期內向租客收取的、根據真實通脹情況調整後的房租（即房租等額資金的實際購買力）呈現一種鋸齒狀的排佈。因為從實際操作和情感反應上來說，房東和租客都很難對房租做出任何改變，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多數都在一年以上，房租都會保持在一個固定的貨幣數額上，直到房東下定決心彌補因通脹而損失的房租時，這個數額才會突然猛漲。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通脹都會以相對平穩的速度發展，房租的調整也只會時不時地出現，房租的實際價值就追隨通脹的走勢呈現鋸齒狀的排佈，在前後兩次房租調整之間都會逐步下跌，然後在最新一次調整時猛漲，隨後又出現下跌。這種體系在房東與租客之間造成了偶發性的沖突，同時也造成了實際房租的無規律排佈。

　　我們現有的體系是允許我們使用指數的，而且有時我們也確實編制相應的指數，但普通民衆仍然對指數的概念非常陌生。公衆難以接受指數的原因很多，大多數人並沒能深入理解未來通脹的潛在不確定性，從而也就不會關註不可預期的通脹造成的收入再分配的不平等。絕大多數人都懼怕在協議中加入數學公式（也就是使用指數的規則），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天然地以貨幣作為思考的基本單位，仿佛貨幣就是價值的最終度量工具。

　　我最近在波士頓的地鐵車廂里看見一塊已經被擦得發亮的銅牌，上面用鍍釉的紅黑亮色字寫著：“禁止吸煙——普通法第272章第43A節之規定，違者處以10天以下拘禁或50美元以下罰款或二者並罰。”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這兩種處罰會被視為同樣嚴厲的懲處，僅以個人標準而言，10天拘禁遠比50美元罰款要嚴重得多。我想，如果在設計之初這兩種懲戒的嚴厲程度對等的話，那麼當時制定規則的人對一天薪酬的估值是5美元，但是法律規定的最低薪酬是每小時5.15美元。後來我意識到，這些規定都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當時10天的工資差不多就是50美元。最後我查清楚了，這些規定是1968年開始執行的，當時的工資和物價還不到現在1/5的水平。立法者在當時就沒有把罰款與通脹挂鈎——他們當然不會那麼做。鐵路運營單位肯定不會在車廂的告示牌上寫，現在的罰款是50美元乘以現在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再除以1968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沒有人會真正執行這種方案，同樣其他上百萬個地方也不會採取類似的方案。

　　由於不能編制並利用指數，導致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許多惡果，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就是以貨幣定價的儲蓄工具。長期以來，債券都一直被宣揚為“安全的”投資，是那些厭惡風險的人在股市之外最理想的選擇。但是，經過近20多年的研究，傑里米·西格爾發現，1802~2001年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的股市投資才是真實意義上更安全的投資。但時至今日，貨幣幻覺使得大多數人覺得，如果普通債券能夠一直持有到期，那麼其根本沒有風險。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通脹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曾有一年美國的通脹達到了15%，而就在這些年份里，貨幣幻覺的不幸後果集中體現出來。作為高通脹的折射，1981年美國部分抵押貸款的年化利率漲到了20%的水平。其導致的直接後果之一是，通脹調整之後，按照固定利率償還的抵押貸款在一開始時的實際還款額會異常高。傳統的固定利率型抵押貸款在貸款存續期內都要求貸款人持續還款，還款額以貨幣計價。一旦物價長期保持每年15%的增幅，那麼10年之後就會變成現在的4倍，一個30年期的抵押貸款整個存續期滿時就會增長66倍，這也意味著抵押貸款在最初開始還款時額度較高，而隨著存續期的縮短，還款的實際價值會大幅降低。

　　因此1981年人們很難買房，因為最初的抵押貸款還款額異常高，差不多等於房價的20%。如果一個人現在掏不出錢支付前期費用，那麼日後還款額再低也無濟於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要麼把整個抵押貸款都與通脹挂鈎，要麼就讓住房所有者以貨幣計價的還款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這樣的話其還款的價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能保持相對穩定。但是這種另類的抵押貸款形式並沒有被公衆廣泛接受，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所謂的金融專家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消費者顧問雜志《消費者報告》上宣揚，人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簽訂有可能使其負債程度增加的抵押貸款協議，他們所指的負債增加其實是以貨幣計算的，人們根據實際通脹情況調整後的債務總量是會持續減少的。

　　很明顯，貨幣幻覺也影響了這些所謂的專家。1981年，由於抵押貸款存在重大缺陷，所以許多城市住房價格相對較低。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的多數城市都出現了快速的房價上漲，這其實就是全球通脹減退的效果，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解決了抵押貸款融資難的問題。

　　美國政府第一次發行指數型政府債券是1997年，當時他們面臨著對公衆進行投資者教育的一場艱難的戰鬥，因為公衆都很難理解指數的含義。《消費者報告》聘請的專家們再一次建議人們不要購買美國的指數型債券。時至今日，通脹指數挂鈎型債券僅占到美國公開付息債務的2%，美國的私營企業還從來沒有發行過指數型債券。

　　1997年發行這種債券時，美國政府決定僅將債務本金與正向發展挂鈎：通脹可以導致本金的增加，但是通縮不會導致本金的減少。或許這種決策反映了政府對貨幣幻覺的充分認識：即便在真實回報為固定值的前提下，人們還是不願意參與那種在有的情況下可能導致自己“損失金錢”的金融方案。因此，美國的指數型債券無法成為私營企業效仿的榜樣，因為它們無法保證發行人在通縮時的權益。進一步來講，稅收體制也沒有和通脹指數挂鈎，所以一旦通脹加劇，債券持有人的通脹收益也會大幅增加，他們也要因此繳納更多的稅款，所以單纯把債券與通脹指數挂鈎並不能有效保護債券持有人的利益。

　　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思維框架的重塑，讓人們真正接受指數型會計單位作為基础經濟計量單位，那麼這些問題都能得到解決。

　　指數型會計單位的成功

　　即便沒有以發展單位為基础的紙幣或硬幣，智利人民還是把發展單位或多或少地看作一種貨幣。報紙上刊登的出售或出租公寓的廣告都以發展單位標註價格，根本不用換算成比索。

　　說人們把發展單位看作貨幣的例證還有，許多以發展單位標註的價格通常都以9結尾，而不是以1結尾——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以貨幣標價的情況一樣。比如，使用1.99美元標價的情況遠遠多於2.01美元，商家這樣標價的原因就是顧客覺得前一種標價便宜得多，也更願意購買。發展單位呈現出與貨幣類似的特徵，說明那些以發展單位定價的人知道自己的客戶也在心裡用發展單位定價，消費者不會自動把發展單位換算成比索。

　　智利的發展單位創始於1967年，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智利稅收體制明確了發展單位的相關計稅方式之後，這種單位才得以廣泛使用。現在，智利全國都在使用這種單位。2000年，世界銀行首次面向國際投資者發行了以智利發展單位定價的債券。這只名為Euronote的5年期550億比索（約1.05億美元）的債券，將按照發展單位的匯率以比索償還款項。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新聞公告，購買該債券的投資者中75%是智利本地人，其餘的投資者來自歐洲和美國。

　　已經有五個國家（巴西、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墨西哥和烏拉圭）開始效仿智利，準備創設本國的指數型會計單位。在烏拉圭，政府使用的是薪酬指數，而不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巴西推出的“實際價值單位”也是一種指數型會計單位，但是現在已經停用。作為參照智利創新而做的努力，哥倫比亞創設了“恒常購買力單位”，厄瓜多爾創設了“恒常價值單位”，墨西哥創設了“投資單位”，而烏拉圭創設了“可調整單位”。在委內瑞拉，人們對房租的標價通常是以“最低工資”為單位。但在上述任何一個國家，指數型會計單位的使用都沒有達到智利的水平。

　　令人好奇的是，指數型會計單位這個理念的傳播似乎受地域的局限，並沒有超出拉丁美洲的範圍。烏克蘭使用的“傳統單位”實質上就是一種變相的美元。

　　1979年創設的“歐洲貨幣單位”或許也能被稱為一種指數型會計單位，但是它並不是受發展單位的啟發才出現的。歐洲貨幣單位在設計之初就是歐洲多種貨幣的一籃子總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指數，也是一種與任何單一貨幣沒有必然聯繫的會計單位。它無法保障購買力，但是卻實現了重要的通脹風險管理功能。後來也出現了歐洲貨幣單位債券的市場，人們購買這種債券的動機之一就是分散風險，也就是管理單一貨幣購買力不穩定的風險。最終，當歐洲各國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後，各歐洲貨幣之間的匯率被固定下來，歐洲貨幣單位也就失去了作為分攤風險的工具而存在的經濟基础。最終這個單位被一種傳統貨幣歐元所取代，這個轉型過程在2002年完成。

　　勇於面對通脹風險的挑戰

　　我在本書中倡議拉丁美洲以外的國家採用指數型會計單位。這並不需要政府脅迫人民接受重大改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首先是對新的單位進行明確定義，其次是立法確認新單位作為法定計價工具，再次是保證以新單位擬定的協議能夠得到遵守，最後是維持新單位與本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對於政府而言，這幾件事都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它卻能夠預防通貨膨脹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強大沖擊。

　　當我在學術研讨會上提出指數型會計單位的倡議時，最常見的意見回饋是，與其創設指數型會計單位，不如由政府直接採取措施保證現有貨幣的恒定購買力，從而使得指數型會計單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如果放在任何一個相對長期的歷史範圍內考慮，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維持貨幣的恒定購買力。

　　現在我們經常能聽到有人說通脹問題已經彻底解決了。在羅傑·佈託的專著《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The Death of Inflontion）中，他描述了一個通脹永遠不會失控的世界，實際上他的論述並具有說服力，現實中也沒有其他人提出過站得住腳的論證。

　　即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各國央行仍然允許通脹以不同的程度存在。年度通脹率哪怕只發生極微小的變動，長期積累也會形成巨大變化。我們已經對1%~3%的通脹率習以為常了，甚至認為這種幅度的通脹代表著經濟走勢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中，而且不會帶來任何政治後果。但是每年1%的通脹，經過30年（選擇30年是因為它恰好等於大多數退休人員消費自己終生積蓄的時長）之後就意味著貨幣實際價值下跌26%，而每年3%的通脹在經過30年積累之後，就會換算成貨幣實際價值59%的下跌。對於收入或財產未能與通脹挂鈎的人而言，這些差異代表著其未來經濟地位的巨大差異。

　　此外，也沒有哪家央行能夠保證把通脹率限定在這個範圍內，他們甚至有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促成更嚴重的通脹。最近一段時間，有多個國家在採取措施，保障本國央行的獨立性，使其不會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許多人以此為依據，聲稱通脹將在未來得到控制，但實際上運作央行的人都是自然人，是我們社會的一分子，他們仍然會間接地受到政治壓力。獨立的央行並不能成為高通脹的天然屏障；實際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央行就是獨立的，這一時期的美聯儲主席（比如亞瑟·伯恩斯）就大力宣揚央行致力於維持物價的穩定，而現實當中，同一時期美國境內的通貨膨脹以兩位數的速度攀升。歷史上，在許多迥異的場景下都出現過高通脹的局面，任何以為通脹不會再次出現的想法都是痴人說夢。過去的一系列失敗應該讓人們懂得不能如此盲目樂觀。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下，運作央行的人都是由政治家們任命的，他們完全可能通過制造通脹達到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目的，也會借機調整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經濟關係。他們的行為循序漸進且悄無聲息，並且會經歷較長的時間，那些遭受真正價值折損的人沒有話語權，也沒有合法的途徑奪回因通脹而損失的財富。這是央行具備的一種權力，會給人們帶來極大的誘惑，因此也非常難以控制。

　　如果能以更合理的單位擬定協議或制定商品價格，那麼情況一定會比把維持貨幣穩定性的任務交給政治家好得多。轉換到籃子這樣的單位上，甚至可能減少通脹無法控制的局面出現的次數，因為它使得物價水平去政治化，並且削弱了貨幣管理機關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重新分配財富的能力。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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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護國家財富為目的的全新風險管理基础架構。在這種架構中，運用金融創新來保護公衆免受系統性風險的沖……比如說，在微觀層面上可以保護某個個人不會因技術進步而失業，宏觀層面可以保護家庭和社區不會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遭受威脅。
　　該書重點闡述了如何將風險管理的手段運用於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展示了一種通過信息技術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風險管理文化，與現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相呼應，二者共同促進財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