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庫：金融秩序的根基（2）

　　現在已經有人啟動了相關專案，逐步搜集個人收入信息，由此給我們提供關於個人收入、家庭結構和其他個人特質方面的信息，讓我們能從更廣義的層面理解這些數據。比如，美國的收入動態跟蹤調查（PSID）自1968年起就在跟蹤記錄一群樣本家庭的收入狀況，同時記錄了家庭資產和個人特質隨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化。收入動態跟蹤調查已經搜集了62 000個人的數據，看上去很多，但僅占全美人口的0.02%。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完全可以用比收入動態跟蹤調查簡單得多的方式記錄全美人口的相關數據。

　　大多數發達國家或地區都採取了類似收入動態跟蹤調查的數據搜集行動。此類跟蹤調查專案的擴展也證實了其被人們認同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是由此搜集形成的資料庫對風險管理而言還是沒有多大作用。瑞安·施奈德曾和我一起試圖開發供生計保險這樣的風險管理工具使用的改良版的收入指數，主要以職業和教育經歷分類，但是在現有數據來源的極大局限下，我們還是“摔了一個大跟頭”。我們希望能夠以經過反复測算驗證的個人收入作為指數的基础，但是可供我們使用的只有收入動態跟蹤調查專案提供的以家庭為單位的數據，因為這個專案只對同一群家庭進行跟蹤回訪。盡管這是當時能獲取的數據中最好的一組，但是我們對個人職業和個人特質信息的掌握還是不太充分。此外，收入動態跟蹤調查專案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處理訪談搜集的數據，然後還需要一段時間發佈數據，所以這組數據的時效性不強。以我們現在編制而成的收入指數為基础，基本沒有任何可能擬定風險管理協議。

　　我在此提出的倡議是，讓資料庫的建設不局限於研究對象，使其涵蓋所有人的數據，保證數據的時效性，保證數據不被濫用的前提下能夠及時調用，最重要的一點是賦予這些數據堅實的法律基础，那麼以這些數據為基础擬定的風險管理協議，比如生計保險，就會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有法律保障、一定會得到執行的印象。

　　提供企業收入信息

　　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可以提供類似的企業收入信息。因為評估企業收入本身就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所以這方面的信息應該更詳盡。我們可以單獨或把其作為指數的一部分使用，以此決定保險或其他金融債務的賠償額。不同的企業之間可以充分利用這種功能，讓它們能夠分攤一些雙方都要承擔的新型風險，或者也可以讓個人對這種功能加以利用，讓他們與企業簽訂風險管理協議，對沖自己從事特定工作的風險。

　　此外，這個專門針對企業收入的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還可以說明我們完善長期以來一直在堅持的信息披露原則。路易斯·佈蘭代斯（曾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曾在1914年的經典著作《別人的錢》（Other People’s Money）中寫道，企業信息披露是防範他那個年代企業濫用權力的最好方式，“正如同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電燈是最有效的警察一樣”。

　　佈蘭代斯提議，公開發行股票的企業應該被強制披露企業信息，並且採取必要的手段傳播這些信息。但他同時也說：

　　披露的信息必須是真實的，也必須面向投資者披露。如果僅向商務部部長或其他官員鋪陳經營數據，是達不到我們想要的效果的。這種做法是低效的，就好比《纯淨食品法》只要求生產商向管理部門報備原材料，而不在包裝上列示一樣，都是沒有實際作用的。

　　佈蘭代斯的探索也是促成1934年成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原因之一。美國證交會面向公衆發佈上市公司信息，並且通過此舉獲得了民衆的信任，在這些因素的支撐下，美國股市才有了今天這樣強勁的表現。

　　美國證交會使信息披露成為現實，與佈蘭代斯提倡的模式很像，而且他們還通過令人欽佩的措施把最新的信息技術融入日常工作。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美國證交會的網站查詢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的收入歷史，其網站上的這個查詢專欄被稱為“電子化數據收集、分析及檢索系統”（EDGAR）。這個專欄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規劃，在90年代互聯網普及之後對美國居民開放。

　　在線查詢企業信息正逐步成為世界各國都可以做到的事。此外，最近世界各國還開始推動制定會計準則的國際標準，比如歐洲議會就在2002年接受了歐洲金融服務法案計劃，其中就包括了國際會計準則，這必然進一步簡化數據在電子資料庫中的表現形式。

　　要想讓此類系統的功能最大化，必然意味著要設立相應的法律，保障能夠及時有效地披露重要的金融信息。最近幾年，用於快速披露的信息技術取得了重大進步，對這種披露的要求也隨之提高。在美國，證交會通過《公平披露條例》強制上市公司採取迅速的電子化信息披露，該條例是2000年開始執行的。《公平披露條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向公司以外任何人披露重大信息時，立刻在同一時間向全社會公開這條信息。盡管該條例沒有明確進行這種即時發佈的具?形式，但在制定該條例時，證交會肯定期望上市公司能夠借助電子技術的發展使信息的傳播既有效又廉價。現在人們已經可以在企業自己的網站上定期查閱這些信息，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廣播聽取分析師的現場講解，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同時得到這些訊息。僅在幾年前，這種會議還是相當保密的。

　　《公平披露條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產生連鎖反應。《公平披露條例》公佈後不久，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就頒行了一套類似的指導意見，意大利的全國交易所協會委員會也在考慮推出類似的規定。英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也發佈了更全面的指導上市公司信息溝通的條例，甚至對網上直播和網路聊天室內的信息發佈做出了規定。

　　但是即便在美國，電子化數據收集、分析及檢索系統提供的數據，以及按照《公平披露條例》對數據進行的傳播並不總能滿足要求。比如，直到其破產的最後一分鐘，公衆仍然無法了解導致安然公司破產的背景信息。我們需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掌握上市公司的相關信息，整個社會都能受益，其中最顯著的好處就是預防上市公司的欺詐行為，減少投機性泡沫出現的可能。

　　旨在改善企業會計行為的措施最好與現有的電子化信息傳播手段的發展配合執行。那些考慮完善會計準則的人必須持續考慮如何通過電子化的手段傳播這些信息，並且考慮其中越來越多的信息如何被人們實際加以利用。許多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交給私營企業完成，比如Edgar Online這個網站就可以抓取電子化數據收集、分析及檢索系統中的數據，並對數據進行在線分析和常規化。但是政府監管者和制定會計準則的人仍然要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承擔責任，要負責強制披露的信息的準確分類，還要對披露的行為進行持續監管。

　　大資料庫與稅收結合

　　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與稅收體制結合越緊密，個人和企業納稅的過程越簡單，稅法的複雜性以及由複雜性導致的難以合規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如果稅務機關能夠全面掌握個人和企業的收入情況，那麼稅務工作人員就可以自動計算各類主體應繳納的稅款。此外，以後還可能實現自動徵稅。對於某些人而言，任何形式的稅收計算都是過於繁重的負擔，所以有必要把計稅和納稅的工作留給政府。

　　我們現在已經擁有在線納稅系統，一些政府的計算機系統也統計了個人收入來源的信息。但目前就常規情況而言，美國還沒有任何一套系統能夠說明政府計算人們的應納稅額。如果把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和稅收體制結合在一起，那麼我們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的準確性，因為人們在申報納稅時做出過誠實保證，他們可能被事後審計，而且一旦被發現撒謊，就會被處以高額的罰款。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的準確性有了保障之後，就可以依據其提供的數據創設第8章中介紹的生計保險這樣的風險管理協議了。

　　如果我們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中預留較為複雜的稅收接口，那麼個人應納稅的額度將由更多因素共同決定，稅收體制也就可能轉變成一種更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稅收體制也可能在時期性（取決於過去多年已納稅的情況和這些年份的經濟狀況）和個人性（取決於他人，包括家庭成員的已納稅情況和他人所處的經濟地位）方面變得更有針對性。只要自動化稅收計算機程序能夠包含對這些複雜性的考慮，那麼就不會給納稅人帶來額外的合規負擔。

　　如果稅務機關要重新採用收入平均法，那麼其計算的基础數據應該是個人終生的收入歷史，或者終生的已納稅額度的總和，不能僅計算最近幾年的情況。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能夠說明他們達成這一目標。

　　一旦稅收體制真正容納了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那麼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就能向人們展示這個體系的量化效應對不同風險場景下的風險管理工作的影響。任何人都能夠根據過去的收入計算已經實際支付的稅額，而且還能夠計算出稅收對目前和未來收入的影響。我們可以利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預測未來稅法的規定，將其用於規劃長期風險管理工具對稅後收入的影響。

　　個人購買的任何一份保險計劃都可以被列示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里，因此，這份保險與稅收、其他保險以及其他風險管理工具交互產生的影響都可以被清晰地認知和考量。理想狀態下，個人可以將他們已經獲取的其他風險管理協議的信息錄入系統，比如，他們已經購買的期權或員工持股計劃，或者他們認為對自己獎金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盡管許多參數都是個人的主觀判斷且難以量化，但是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可以自動涵蓋盡可能多的信息，讓人們能夠更簡便地提煉這些信息。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中預留的抓取數據的接口可以讓個人風險管理軟體全面利用這些協議的信息，甚至還可以估算人們可能簽訂的額外協議的價值。

　　為慈善捐助預留的接口

　　慈善捐助（也就是較為幸運的人向相對不幸的人捐款）也可以被視為社會進行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稍加改進就能為這種行為提供說明。我們可以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中建立一個二級系統，人們可以通過這個二級系統了解哪些地方需要慈善捐助，也可以把自己所做的慈善事業公之於衆。這是一個簡單的信息?播和調用系統，便捷易用，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追蹤某個特定社區的慈善事業，並且結識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們願意，還可以通過自己的慈善行為獲得公衆認可。

　　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還可以說明人們確認自己的捐贈確實給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而非那些僞裝者。理想狀態下，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應該包含向不同特質（地緣、年齡甚至教派）的真正低收入人群提供慈善捐助的通道。目前我們還不具備此類技術手段。如果這種系統存在，而且這種系統能夠讓人們根據自己的人際關係和價值觀對捐助額度做出限制，那麼或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慈善捐助事業。

　　在保險出現之前，慈善是處置所有風險的唯一手段。由於信息技術相對落後，而且缺乏金融專業理論，所以人們必須依賴慈善管理風險。即便在古代，也有人記錄過這種風險管理體系產生的結果是相當不均衡的，有時本已經富有的人獲得了巨額補償，而原本貧窮的人卻一份補償也拿不到。當代保險制度得益於更先進的科技手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嘗試解決這些問題，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慈善仍然會繼續扮演一定的社會角色，因為慈善捐贈能夠直接對受難群體的需求和他們接受說明的價值做出反應，這是任何一種常規制度都無法實現的。如果慈善事業能夠與完善的資料庫結合在一起，充分利用相關信息，那麼慈善事業的社會角色一定能扮演得更好。

　　為遺囑預留的接口

　　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同樣可以通過適當的設計為遺囑和證言的處理提供一個良好的助力機制。我們目前擁有的體系完全依賴於律師和受託人，所以維護成本很高。只有富人能夠較為簡便地為自己終生積蓄的使用制定複雜的方案。此外，如果人們在遺囑中明確了慈善捐贈，現在也沒有一種有效的方法能夠說明他們把這種善舉公之於衆。或許就是出於這些原因，大多數人才選擇不把自己的財產留給慈善事業。根據美國稅務總局在《慈善美國》刊物中發佈的財產稅數據，1995年，只有13.4%的男性和24.3%的女性辞世者把財產中的一部分留給慈善事業。最近幾年，通過遺囑捐贈給慈善事業的總額僅相當於活著的人捐贈總額的1/10。如果在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中預留一個用戶友好型接口，讓人們能夠在設計自己的遺囑時將部分財產留給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或捐贈給其他事業，並且讓他們的慈善義舉能夠公之於衆，那麼或許遺囑捐贈的案例數量會更多，而且捐贈也會更有效。

　　如果遺產也作為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管理的數據，那麼人們就可以引導這些資產說明真正需要它們的人，或者他們可以將這部分遺產做成信託，用來說明自己的孩子或孫子，或者同一個教會里的人，或者同一個城鎮里的人，無論哪一種，都肯定是在說明未來有迫切經濟需求的人。當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的功能強化後，普通人也可以像現在的富人一樣，對自己的遺產做出較為複雜的使用安排。

　　大資料庫：管理我們的經濟生活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從設計結構上講是一種提供個人和企業收入詳細數據的工具，並且能夠說明人們利用這些數據更有效地管理個人風險，監控風險走向，並且按照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方式支配收入。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向人們提供及時、準確和豐富的金融信息，讓人們能夠以這些信息為基础擬定有效的協議，以對沖人們面臨的最大風險。但正如我們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樣，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的用途非常廣泛。

　　截至目前讨論過的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的用途，包括生計保險、長期協議、稅收、遺產和慈善，只不過是其功能中的一部分而已。盡管全球風險信息資料庫並不意味著新金融秩序的發端，但它卻是實現新金融秩序全面發展的必要工具。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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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護國家財富為目的的全新風險管理基础架構。在這種架構中，運用金融創新來保護公衆免受系統性風險的沖……比如說，在微觀層面上可以保護某個個人不會因技術進步而失業，宏觀層面可以保護家庭和社區不會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遭受威脅。
　　該書重點闡述了如何將風險管理的手段運用於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展示了一種通過信息技術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風險管理文化，與現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相呼應，二者共同促進財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