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過渡中的腐敗問題（7）

　　企業還可能通過行賄避免官員對他們的灰色產業進行監督或控制。一位銀行經理可能會願意收買政府的審計人員，只要後者能向銀行儲戶隐瞞銀行財務報表上存在的重大問題。否則一旦儲戶發現銀行有大量壞賬、幾乎已經喪失償付能力的話，就可能把他們的存款提走。還有許多進行非法活動的個人，不管是毒販、組織賣淫者、放高利貸者、工會詐騙者或造假售假者，為逃脫逮捕和懲罰都有著強烈的行賄動機。挪用公款同樣有著需求方，只要能獲得非法貸款，借款人常常願意向官員支付高額的利息、賄金或回扣。因此，挪用公款行為也可能是由商人、企業主和投機者發起的，而並非都是由官員為了尋求短期掠奪性利益的結果。因此，在對交易型和逐利型腐敗的增加進行分析時，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要認識，到改革的深入不僅給官員涉足腐敗制造了新機會，而且極大地刺激了市場對腐敗的需求。

　　總而言之，案件數據和集合數據都表明，腐敗與改革的進程同步。不管是從腐敗官員的總數還是從腐敗的程度上，改革都導致了腐敗問題的惡化。這也是理解中國的腐敗和快速經濟發展之間的悖論的關鍵所在。盡管腐敗毫無疑問對經濟發展有著負面影響並造成制度的嚴重扭曲，我們卻不能據此斷定腐敗就會阻礙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改革初期，中國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顯然並沒有根深蒂固到遏制經濟增長的程度。但這並不是說在這一時期不存在腐敗，有明確的證據顯示中國在改革前就存在腐敗。總體而言，在改革前甚至在改革初期，中國的腐敗現象比較輕微，一般是小額的賄賂用來“走後門”或建立關係等。到了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價格雙規制導致了官員投機倒把活動泛濫，他們利用低廉的計劃內價格和較高的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快速套利。而就在價格改革基本淘汰了價格雙規制之後，90 年代中期，改革的深入以及國有資產的大規模市場化又刺激了新一輪的高級別、涉案金額巨大的腐敗。在這個過程中，腐敗不僅惡化了，而且在掠奪和交易之間逐漸走向交易型腐敗。

　　究其根本，改革滋生了更多腐敗的原因是，國家放鬆控制給官員創造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非法個人利益的機會；同時，改革也是一個將政府與經濟分離的過程，因此刺激了對腐敗交易的需求。在改革開放以前，國家控制著大部分關鍵經濟資產，而隨著改革的進行，越來越多的資產實際上轉移到了新的管理者手中。雖然這批新的經濟管理者中有部分是個體商人，但他們的身份卻比較複雜，他們有的是被派到企業中的政府官員，有的是主動放棄國家公職轉而

　　“下海”但與原來的單位和同事仍保持業務往來的官員，有的是繼續擔任國家公職但到私營部門中撈取利益的官員，後來更出現了許多身份不明的經營者或是彻底的搶劫團伙。高層官員的子女，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發現他們能利用自己對內部訊息（如黨政體系的運作）的掌握及他們的交際圈賺錢。這種新的經濟形式的出現導致那些願意通過賄賂、回扣、佣金、禮品和給予其他好處收買官員和主管單位的人數增加，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這種收買形式的擴大，因為在改革之前這類黑色和灰色市場已經存在。因此，在改革之前，腐敗的主要形式是掠奪，即腐敗官員非法獲取國家權力和資產，而在改革期間，交易型腐敗越來越多。整體來看，在改革前，腐敗案件大部分是貪污案件；而到了20 世紀90 年代，腐敗案件中的大部分是賄賂案件。在90 年代中期，隨著經濟引擎全力開動，市場對資本的需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以逐利為目的的挪用公款案件也迅速增加。這一時期，交易型和逐利型腐敗案件佔據了檢察部門立案的腐敗案件中的大多數。

　　交易型和逐利型腐敗案件的增加改變了腐敗的形式。一些研究認為，隨著改革不斷推進，腐敗進入了新的時期，其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一位孫姓學者提出，在改革開放早期的20 年里，腐敗逐漸變得越來越市場化和商業化，程度不斷加深，那些對產權分配、投資資源、基础設施建設專案合同、商業及法律的執行、稅收評估及徵稅、人事任免等事務有控制權的高級別官員也成為涉案人員。另一位龔姓專家也認為，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改革為與股市、房地產、金融交易、稅收、走私以及她稱為“幹部企業家化”等問題相關的腐敗提供了滋生空間。郭姓的研究員還制作了一個階段模型，用來演示中國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如何繁衍了新型腐敗。我的觀點在上述觀點基础上更進一步，我認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腐敗不但滲入新興領域，程度惡化，而且其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不再主要是掠奪，而更多的是對公權力的買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也導致了腐敗的市場化，使腐敗活動不再局限於政府機構內部，而是越來越向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交界處移動。中國的腐敗活動逐漸脫離盜竊國家資源的形式，而趨於濫用公權力為?敗官員和不道德商業行為牟取共同利益。掠奪性腐敗行為在中國的一些領域繼續存在，在有的情況下，這種赤裸裸的掠奪同在赤道幾內亞發生的情況一樣。而證據顯示，新的腐敗形式比掠奪更具寄生性，因為它依附於經濟的增長部分而非主要部分。

　　談到腐敗的寄生性，就會想到一個關鍵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腐敗沒有惡化到阻礙經濟發展的地步呢？一個普遍的認識是，不斷惡化的腐敗問題最終將走向失控，因為具有傳染性的腐敗先是成為一種“流行病”，最終會不斷擴散並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致命頑疾。對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是，不斷蔓延的腐敗會培植出這樣一種文化，即腐敗變成官員潛意識中可接受的東西，因為他們會認為，“既然每個人都這樣做，那我為什麼不能用我的權力換取利益，分得我的一杯羹呢”？另一種解釋則是，一旦腐敗猖獗到一定程度，它將摧毀所在政權的反腐能力，屆時，腐敗將迅速蔓延，對其進行偵查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

　　但如第六章所說，盡管中國改革的深化令國家不斷放鬆控制，從而給非法活動可乘之機並令腐敗問題惡化，但中國的腐敗並沒有惡性循環到失控的地步。相反，當腐敗開始惡化時，中國政府先是開展了一系列短期的反腐行動，當這些行動未能有效遏制腐敗問題的惡化時，政府又展開了持久的反腐行動。不同於典型的縱容腐敗問題惡化的“強盜政權”，中國政府的確已經努力與腐敗作戰，盡管其努力不算完全成功，也許甚至不算成功，但這個政權盡力與腐敗鬥爭的做法令腐敗不至於泛濫到失控的地步。中國共產黨持續的反腐鬥爭起到了調節作用，盡管不夠完善，但至少把腐敗控制在了一定範圍內。

本文摘自《雙重悖論》

　　“腐敗”一直與“經濟增長”密不可分。人們常認為，腐敗問題越嚴重，經濟增長越緩慢，但《雙重悖論》將颠覆你對“腐敗”的理解。作者大膽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腐敗共存的悖論，腐敗並沒有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速。
　　作為一名研究腐敗問題15年的外國專家，魏德安深谙各國腐敗的特殊性。本書中，在剖析了韓國、中國臺灣、赤道幾內亞、塞拉利昂等國家或地區的腐敗問題後，作者總結了發展性、退化性和掠奪性等幾種腐敗形式，然後指出：中國的腐敗具有特殊性，雖然腐敗的本質與上述國家或地區沒有區別，但在對經濟的影響上卻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