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及其與改革的先後順序（6）

　　總而言之，我認為，要解釋為什麼腐敗的不斷惡化沒有阻礙中國經濟在20 世紀70 年代末的經濟改革之後實現快速增長，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當改革啟動之際，腐敗程度還非常有限，無法對經濟增長構成威脅。我們在前文分析過的那些盜賊統治國家中，大部分都是在經濟開始騰飛之前腐敗就已經根深蒂固了，腐敗對社會發展產生的惡劣影響已經極其嚴重，在這種環境中，很難想象經濟還有發展的可能性。事實上，如果先確立了盜賊統治，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被嚴重扭曲，即便經濟出現增長，增長率也會非常低，而且很快會跌至負增長。即便在赤道幾內亞也是如此，由於發現了石油資源，該國的經濟增長率在1978 年之後一度跻身世界前列。很顯然，一旦石油轉化成了財富，腐敗官員很快就會將石油財富洗劫一空，領導階層要麼將其揮霍到奢華的生活上，要麼將其轉移到海外。相反，在中國，腐敗的蔓延往往略微滞後於經濟增長，低級別腐敗先蔓延，高級別腐敗才開始蔓延。這就意味著在高級別腐敗開始拖累經濟之前，中國的經濟依然有時間實現增長，積累能量與動力。事實上，1992 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後，中國改革進一步深化，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繁榮，結果刺激了高級別腐敗的加劇。換句話講，20 世紀90 年代的腐敗加劇可以說是改革不斷深化造成的一種應激反應，但這個時期的腐敗非但沒有阻礙經濟增長，還寄生在國有資產的轉移過程中。國有資產從國有部門轉移到私營部門，而計劃內價格只是名義價格，一旦轉移到新興的商業、工業和房地產市場上，價格就會大幅上升，計劃內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價催生了極大的利益，腐敗官員將這部分意外之財的一部分據為己有。

　　附錄：本章所援引的數據與表格出自以下省志

　　《重慶市志：公安志、檢察審判志、司法行政志、軍事志、外事志》（西南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福建省志：檢察志》（方志出版社，1997 年）《甘肅省志：檢察志》（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 年）《廣東省志：紀檢監察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廣西通志：檢察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貴州省志：檢察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海南省志：檢察志》（海南出版社，1997 年）《湖南省志：政法志》（湖南出版社，1996 年）《江蘇省志：檢察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江西省志：檢察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年）《吉林省志：司法公安檢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青海省志：檢察志》（黃山書社，2000 年）《山東省志：司法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山西省志：政法志》（中華書局，1998 年）《四川省志：檢察審判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天津通志：檢察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

　　經濟改革刺激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刺激了腐敗問題的惡化。我在第四章里表達的核心論點就是中國經濟在腐敗根深蒂固之前就已經實現了增長，而且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沒有因為某些腐敗官員謀求私利而遭到扭曲（我們在第三章讨論過的掠奪性腐敗就扭曲了國家經濟政策）。因為腐敗態勢是在經濟實現增長之後才開始加劇的，我認為腐敗寄生於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屬於經濟增長的一種副產品，催生這種副產品的正是20 世紀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的經濟改革帶來的經濟繁榮。此外，我認為20 世紀90 年代的腐敗加劇是中國採取新一輪改革之後才出現的，因為新一輪改革導致了土地等國有資產控制權的轉移，這些資產從國家手中轉移到了公司經理人手中，甚至是私營部門的企業主手中。

　　在這一章中，我的論述重點從腐敗的數量與程度的變化轉移到了腐敗性質的變化。我們可以把某些形式的腐敗同深化改革過程中的某些階段聯繫起來，由於政策變動為官員利用公權力攫取非法收益創造了新機遇，所以新的腐敗形式隨之產生。在本章中，我試圖論證隨著改革不斷深化，腐敗模式從掠奪性腐敗以及小規模腐敗變成了形式多樣的交易型腐敗，在這種交易型腐敗中，腐敗官員將“恩惠”賣給尋求盈利機遇的個人或企業。

　　但我的論點中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從廣義角度上講，中國的經濟改革促使很多國有資產的控制權從國家手中逐漸轉移到了非國家行為體手中。但這種轉移不一定是完整的所有權轉移，有可能只是使用權或控制權的轉移，包括分享某些資源的經營成果的權利。例如，在改革初期，中國政府就批準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根據這種制度，集體所有、耕種的土地被劃分成了很多區塊後承包給家庭，家庭享有耕種土地的權利。

　　起初，土地承包期限較短，而且國家實行強制性的公共提留，限制農民公開銷售農產品，致使農戶的收益權利受到嚴格限制。後來，土地承包期限被延長，公共提留逐步削減，農戶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勞動成果。在工業方面，中國先後實行了企業的管理層責任制和公司化改革，提高了企業的利潤留成，並拓寬了管理層在分配留存利潤問題上的自主空間。在某些情況下，企業的所有權完全從國家轉移到了個人手上，在更多情況下，國有企業被完全轉變成了股份公司，但所有權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在這些企業中，國有控股公司或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控制著全部股份或大部分股份，但管理層在該企業的財務管理問題上享有更大的控制權，因此，就更有能力決定該企業收入和利潤的分配方式。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國家不僅將國有企業的控制權轉移給了企業的管理層，還開始把土地使用權從國家手中轉移到了開發商手中。不過在這次改革中，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國家所有，開發商享有土地使用權，國有土地只是長期租借給了開發商。非國家行為體有權開發國家轉讓的土地，並享有相應的經營利潤。

　　在很多情況下，控制權轉讓為那些獲得控制權的人創造了意外利潤。在國有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中，意外利潤的來源有很多種，例如彻底接管一家現有的企業、賣掉企業的部分資產、逐步賣掉一家企業的所有資產。

本文摘自《雙重悖論》

　　“腐敗”一直與“經濟增長”密不可分。人們常認為，腐敗問題越嚴重，經濟增長越緩慢，但《雙重悖論》將颠覆你對“腐敗”的理解。作者大膽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腐敗共存的悖論，腐敗並沒有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速。
　　作為一名研究腐敗問題15年的外國專家，魏德安深谙各國腐敗的特殊性。本書中，在剖析了韓國、中國臺灣、赤道幾內亞、塞拉利昂等國家或地區的腐敗問題後，作者總結了發展性、退化性和掠奪性等幾種腐敗形式，然後指出：中國的腐敗具有特殊性，雖然腐敗的本質與上述國家或地區沒有區別，但在對經濟的影響上卻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