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2）

　　1660年君主制复辟後，英國爆發了一場激烈而持久的辯論，辯論的焦點是應該由“紳士”還是“寒士”指揮國王的船艦，哪怕實際上沒人十分清楚如何定義紳士。決定辯論結果的關鍵人物是塞缪爾·佩皮斯。佩皮斯現在廣為人知的身份是傑出的日記作家，不過當時為人稱道的身份是非凡的公務員（國王從共和國那里繼承下來的），身兼數職，分別為海軍部秘書、下議院議員、新成立的皇家學會的會長。他成功論證了未來的海軍軍官只有“通過……做所有事情、經歷所有事情”才能掌握航海技術——也就是像從底層晉升上來的人那樣。他的這一理念一直塑造著皇家海軍，至少到了海軍上將納爾遜的時代。納爾遜12歲就出過海了。我們將在第十章再次簡要讨論納爾遜領導的海軍；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界，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組織經驗。

　　溫斯羅普絕不是獨立分子；相反，他在新大陸創立了一個比清教更清的教派，即較不註重禮拜儀式的聖公會（Anglicanism），力求為英國本土國教樹立榜樣。想了解他的宗教觀，可以去看看《清教老鼠的奇迹》（Miracle of the Puritan Mice）。他的兒子約翰不僅有一本希臘文《新約》和一本《韻文詩篇》（不從國教者喜歡這兩本書），而且有一本《公禱書》（不從國教者不喜歡這本書），三本書裝訂在一起。約翰在1640年10月15號的日記中用贊成的口吻寫道，《公禱書》每一頁都遭了蛀蟲，而另外兩本書完好無損。

　　馬薩諸塞殖民化半個世紀後，賓夕法尼亞也開始殖民化。不過，賓夕法尼亞的殖民者主要是非凡的威廉·佩恩領導下的英國貴格會教徒。曾經有人說貴格會創始人是“17世紀英國清教運動中的極端左翼”。“貴格會教徒”的英文“Quaker”，中文意譯是“颤抖者”，他們之所以有這個奇怪的名字是因為他們號召其他基督徒“用颤抖響應上帝的召喚”。溫斯羅普的清教徒只求淨化英國國教，而貴格會教徒力爭淨化整個基督教。我們聽說，佩恩熟練地運用手中資金：

　　……組織了17世紀大英帝國最迅速、最有效的一次殖民活動。1682年，23艘來自英格蘭的船到達特拉華河，運來了大約2000個殖民者及其書籍、衣服、糧食和牲畜。次年，又有20艘船運來了另外2000個殖民者。1685年，賓夕法尼亞的人口已經超過了8000。

　　兩次大移民都有雙重目的，即創建更好的新社會並獲得投資回報。17世紀30年代清教徒大移民的贊助者，從兩個失敗的“種植園”中吸取教訓，學會了如何有效地開拓殖民地；佩恩及其朋友還借鑒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種植園”。

　　17世紀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在計劃和實施上可以媲美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活動，不管是1682年到1685年賓夕法尼亞殖民，還是1776年到1782年美國作為獨立共和國建國。不管是集體水平上還是個體水平上，共和國創建者都展現出了原始清教徒移民的所有四個特點。喬治·華盛頓在從軍以及任首屆總統期間特別擅長授權委責、解決爭議，這兩個都是優秀管理者的特徵。根據歷史學家羅恩·切爾諾的說法，華盛頓還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農民，“他發明了一種犁，管理過一個小型工業村。這個工業村位於弗農山，有一個面粉廠、一個織佈店……”美國另外一位國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非常富有創造力；切爾諾告訴我們：“沒有哪位國父像漢密爾頓一樣就美國未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描述出一幅如此清晰、如此超前的願景，也沒有哪位國父像漢密爾頓一樣設計出如此巧妙的機制把國家團結起來。”

　　漢密爾頓還創建了紐約銀行，這家銀行現在還在，不過最近與另外一家銀行合並成了紐約梅隆銀行。漢密爾頓創建了紐約銀行，可以說就是創建了第一家美國現代企業。美國憲法在誕生時就完全成形，後期只需小幅調整；對比之下，美國企業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發展才達到了最佳運行狀態。本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講述那段發展歷程。漢密爾頓還創建了《紐約晚郵報》（New-York Evening Post），這家報紙同樣仍然健在，不過變身為面向低收入階層的《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回顧國父們的性格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就會驚歎他們在技能和觀念上的完全互補。每人都貢獻各自特有的東西才造就了整體的成功。背後邏輯顯而易見：既然沒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沒人擁有所有技能，那麼一群能幹的、博識的、敬業的人圍繞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讨論就最有可能產生好政策。在接下來兩百年里，互補與共治是美國管理團隊經常表現的一對孿生特徵。但是，到了20世紀晚期，這對特質消失了，因為一種災難性制度出現了，那就是首席執行官制度。這個制度有個站不住腳的假定：“帝王般的”首席執行官一個人就知道所有答案。

　　一種可以稱為“集成決策”的模式也是美國管理從最初一直到20世紀晚期經常出現的一個特徵。“集成決策”的含義是：計劃者和執行者包含同?群人，這樣計劃和執行才能連貫起來；認真借鑒前人經驗（不管是失敗的還是成功的經驗），把犯錯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只要條件許可，就做試點；任何重要提議，都要構思好實施細節，才決定是否通過；做好二手準備，以應對決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確的情況。採用這種模式，決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不過執行反而很快。集成決策模式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清教社會從上至下都“親力親為”——這個特點強調責任到人。對比之下，傳統歐洲（這里包括英國）的決策模式可以稱作“分層決策”。分層決策意味著：計劃職能和執行職能分屬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沒有構想好實施細節，就“原則上”決定是否通過提議；幾乎不防備意外。採用這個模式，決策往往可以很快，但執行很有可能出奇的慢、頻繁出錯。“原則上”是最危險的詞語之一。

　　如果有個高於一切的核心“秘訣”解釋美國企業乃至整個美國社會從1630年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成功，那就是決策的制定和實施模式。這種謹慎的清教取向，培根1625年在散文《論求速》（Of Despatch）中就提過：“我認識一位智者，他如果看見有人急於做決定，就會勸那些人‘慢點做決定，慢點做決定反而會更早完工’。”集成決策在1628年到1629年期間就有一起重要先例：溫斯羅普及其同事不是在出航之前而是在做出航決定之前就非常詳細地計劃出了清教徒大移民的整個方案。漢密爾頓及其朋友在為共和國的創立做準備時也遵守了這種規則。對比之下，自1970年以來，美國人越來越多地採取比較鬆懈的歐洲體系，結果各行各業的決策質量都悲惨地下降了。

　　縱觀歷史，很難發現另外一起像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蘭或貴格會教徒移民到賓夕法尼亞那樣全面成功——政治、經濟和社會上都成功——的大規模移民例子。澳大利亞怎麼樣呢？它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與美國類似的國家——說英語，政治穩定，贊成法治，人口很大一部分是移民（現有居民近四分之一是在其他國家出生的），社會階層化相對較輕，為公民和遊客提供開放、宜人的環境，生活水平高（而且迄今為止一直在提高）。這個被英國人親切地稱作“南邊（downunder）”的國家所取得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不支援本書的根本論點嗎？看看加賴德·戴蒙德的《崩潰：社會如何選擇失敗或存活》（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中名為“‘開採’澳大利亞”（“Mining” Australia）的那一章，就會發現答案是“不支援”。戴蒙德告訴我們，澳大利亞的高生活水平來自不顧將來地揮霍資本——煤、鐵、金、木、魚、羊毛和土地。所以，“按目前生活水平估計，（澳大利亞）最宜供養800萬人，是目前人口的一半”。

　　還可以與16、17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佔領拉美做比較。然而，我們十分懷疑西班牙殖民者具有北美殖民者所具有的四個清教特點中的任何一個。因此，不足為奇的是，19世紀在他們的統治下形成的社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患有殘疾”——這句話引自哈佛經濟學家傑弗里·威廉姆森。可能除了哥斯達黎加之外，沒有哪個拉美國家今天可以稱作繁榮、穩定、持久的民主政體。然而，南錐（Southern Cone）有個社區可以用來支援本書論點。20世紀20年代晚期，一群門諾派教徒從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到巴拉圭空曠的查科荒原上定居了。門諾派是被免去聖職的天主教教士門諾·西蒙斯在16世紀創建的一個清教宗派。

　　最初，荒原上的生活非常艱難，因為溫度經常高於45攝氏度，淡水稀缺，莊稼歉收。結果，原始移民死去了十分之一。然而，他們擁有所有四個清教特點。憑借辛苦勞作，他們讓荒原像諺語中的玫瑰一樣開花了，把荒原變成了“巴拉圭普遍蕭條的經濟中一個繁榮的農業樞紐”。門諾派教徒現在控制著巴拉圭五分之四的乳品業，而且門諾派教徒聚居區有著興旺的牛肉出口業。他們改變的不僅有經濟；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在一個腐敗文化里挺身而出、標榜清廉。2006年，門諾派教徒擔任著巴拉圭國家政府的三個關鍵職位，分別是財務部長、稅務部長和總統經濟顧問。清教徒能挽救整個拉美嗎？。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禮物》

　　《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追溯了美國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個世紀的時間內，這種文化將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國殖民者變成了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本書主張，文化核心的活力、社會流動性、競爭力和創新力，其源頭是某個民族的紀律及精神特質。該民族就是美國的第一批歐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認為，目前商業社會的一切問題，皆源於商業本身背離了清教徒精神。他們提出警告，當美國疏遠在19世紀和20世紀支撐其商業與經濟成功的核心價值觀時，也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和穩定置於險境之中。
　　本書也研究了美國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別探讨了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對後者的社會及制造業造成的影響。作者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應該叫作中日工業革命，因為它起源於日本、興盛於中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一代之內主導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業，甚至還有許多服務行業。這是一部美國社會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論。每一個關心資本主義體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業人都應該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