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管理文化的清教淵源（2）

　　清教徒用《聖經》思想為剥削取向辯護。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也就是利用週圍的世界，為自己謀取幸福，讓上帝顯得偉大——這兩個目標並不沖突。為此，他們需要工具把物質世界塑造成有用的樣子，還需要技能生產並使用這些工具。技藝因此變得重要，工匠因此受到敬重——受到敬重的還有工具本身。一個早期移民說：“別小看獨輪手推車，它值得我們去敬仰。”

　　宗教與商業的關係，緊密但艱難。17世紀晚期的新教徒神學家柯頓·馬瑟說，宗教帶來繁榮，而繁榮摧毀宗教。他的意思是，殖民者依靠勤勞節儉創造財富，但是富裕起來就背棄這些美德。但是，20世紀的歷史學家艾倫·泰勒指出，傳統行為模式的衰退被大大誇大了：“核心原則還在，特別是堅持做一個有道德、有教養、會經商的同質民族。”

　　美國第一所大學，即後來的哈佛大學，是移民在1636年創辦的。美國第一家工廠，是溫斯羅普的兒子小溫斯羅普在1643年創辦的。這家工廠是煉鐵的，位於馬薩諸塞，工人是他從英國倫敦附近一個名叫哈默史密斯的村子帶來的。和父親一樣，小溫斯羅普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在康乃迪克州做了30年州長，對技術及其應用非常感興趣。正是這個興趣讓他在1664年入選倫敦新成立的皇家學會，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美國人。他做會員期間，有5年是偉大的艾薩克·牛頓爵士任學會會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說牛頓“集實驗員、理論家、機械師和（尤其是）藝術家於一身”。說到科學觀察和實驗，小溫斯羅普本人也不賴。他用一個3?5英尺（約1?1米）的望遠鏡觀察到木星貌似有第5顆衛星，還把這一猜測報告給了皇家學會。1892年，愛德華·巴納德證實了木衛五號的存在。

　　託尼（R?H?Tawney）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圖文並茂地描述了“清教運動掀起的巨大風暴”：“樹木東倒西歪、橡樹啪啪作響、枯葉隨風狂舞，既非全然的冬天又非全然的春天，但是猛烈又提神、無情又溫柔，發出向往又痛悔的奇怪聲響……”英國殖民者把清教主義帶到了北美，這里說的英國殖民者包括後來在馬薩諸塞州楠塔基特島和賓夕法尼亞州定居的貴格會教徒。在英國殖民者之後，又有幾批有著類似信仰的人移民到了北美，比如在紐約州新羅謝爾定居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在紐約州其他地方定居的荷蘭歸正會教徒、在新澤西州定居的莫拉維弟兄會教徒、在賓夕法尼亞州定居的門諾派教徒和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定居的蘇格蘭人，尤其是有著愛爾蘭血統的蘇格蘭人，即傑出的蘇愛人（蘇愛人在英國叫做烏爾斯特人，筆者就是蘇愛人的後裔）。18世紀，蘇愛人從愛爾蘭東北部移民到北美，定居在阿巴拉契亞山脈賓夕法尼亞州到密西西比州之間的區域，然後慢慢向西擴張。

　　很多蘇愛單詞進入了美語，其中有些至今仍在廣泛使用著，比如“redneck”（紅脖子，代指鄉下人，也許因為鄉下人經常露天勞動，後頸曬成了紅色）、“young-un”、“critter”、“growed up”、“fixin’to”、“whar”和“thar”。1760年，有個評論員把北卡羅來納州稱作“蘇愛根據地（Macocracy）”。獨立戰爭中，華盛頓軍隊有一大半是蘇愛移民；獨立戰爭後，美國總統有近三分之一要麼母族有蘇愛血統、要麼父族有蘇愛血統。不那麼令人高興的是，美國最悠久、最龐大的黑社會組織“三K”黨也是蘇愛移民創建的；“三K”全稱“Ku Klux Klan”，其中“Klan”是蘇格蘭語，相當於英語的“Clan”，意思是“部落、氏族”。今天，蘇愛移民在“紅”州（共和黨領先的州）以及其他地方的後裔據說達到了3000萬，喬治·沃克·佈什（以下簡稱小佈什）1999年當選總統、2003年連任，很大程度上就得力於蘇愛移民後裔的支援。為什麼支援右翼共和黨的州現在稱為“紅”州，而紅色傳統上代表左翼（比如“reds under the bed”的意思是“床下藏著赤色分子”）？最好的解釋似乎是，“紅”州中的“紅”源自“紅脖子”。在佈什任總統期間，不管怎麼說，是蘇愛人統治著美國，然後通過美國統治著世界。

　　所有這些教派都追隨瑞士神學家讓·加爾文——除了門諾派和莫拉維弟兄會。門諾派追隨加爾文的同輩門諾·西蒙斯，莫拉維弟兄會追隨加爾文的前輩揚·胡斯，不過這兩個人與加爾文有著類似的想法。早期加爾文主義信徒不相信品行良好就會進天堂，但是“希望道德社會能讓上帝息怒，讓新英格蘭擺脫饑荒、瘟疫、戰爭等苦難”。而道德社會的實現，只能通過節儉、節制和勤勉，這些都成為了最重要的清教價值觀。託尼這樣看典型的清教徒：“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是俗家苦行僧，其修行之地不是修道院，而是戰場、賬房、市場。”加爾文說上帝是“偉大的工頭”，加爾文自己曾到處找活幹。“原因何在，”他寫道，“為什麼生意所得不能超過土地所得？商人的利潤若非來自他自己的勤奮勤勉，那要來自哪里？”丹尼爾·雷恩另有看法，他說加爾文理念“不支援資本主義事業”。

　　清教徒大移民兩個世紀後，大副星巴克在捕鲸船裴闊德號出航尋找獵物時經常說“責任和利潤密不可分”。大副星巴克是偉大小說《白鲸記》中的人物，《白鲸記》是作家梅爾維爾帶著新英格蘭人的挑剔眼光講述的一則關於善與惡的寓言。有家著名連鎖咖啡館就叫星巴克，這個名字是咖啡館的三個創始人取的，那三個創始人既酷愛咖啡又酷愛文學。又一個世紀後，卡爾文·柯立芝告訴我們，“美國不承認任何貴族，除了工作的人。”他還相信“工作證是進入貴族階層的唯一通行證”，但是“人只有開始敬神之後才開始成長”。柯立芝，生於佛蒙特，卒於馬薩諸塞，1923年到1929年任美國總統，因話少而有“沉默的卡爾”之稱。對他來說，“建工廠就是建教堂”、“在工廠工作就是在教堂祈禱”。

　　殖民地以及後來美國新來的非清教徒移民，染上了類似的價值觀。1907年，歷史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寫道：

　　新英格蘭的習俗……仍然彰顯著清教徒的脾性與世界觀。也許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無法見到對這種習俗精神及其變化性和適應性更好的诠釋。“清教精神”傳播給了很多新移入新英格蘭的人，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仰。移出新英格蘭的人還把清教精神帶到了其他州。清教精神在新英格蘭永垂不朽，是個經常受人關註的現象。

　　盡管筆者為自己的蘇愛清教徒血統驕傲，但是他們的觀點完全不同於塞缪爾·亨廷頓之類作家。那些作家似乎認為，從某種意義而言，傳統美國文化在起源和本質上具有種族性。筆者認為，清教主義本質上是一套思維和做事方法，這套方法在恰當條件下可以跨種族、跨部落、跨國家，甚至跨宗教傳播。歷史學家認為美國清教運動起源於16世紀的英格蘭，這沒錯。但是，美國清教運動不是突然在英格蘭出現的，而是有著歷史悠久的多民族背景。這個背景遠遠超出了本書的讨論範圍，也許可以追溯到3世紀美索不達米亞的先知摩尼。如果是這樣，那麼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區域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現代文明的搖籃。

　　17世紀30年代的殖民者模仿了《舊約》中的人，也就是說，託尼那麼生動描述的清教主義理念和實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猶太人的啟發。因此，不足為奇的是，猶太人（先是德國猶太人後是俄國猶太人）19世紀大批移入新大陸後，不僅覺得美國的習俗與自己的類似，而且生意做得比較成功。這樣，新移民既保持又鞏固了第一批移民留下的偉大而優秀的管理傳統。插一句，有趣的是，據說先知摩尼是在一個講究禁欲的猶太社區生活期間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觀，這個猶太社區好像叫做艾爾卡塞特（Elkasites）。

　　所以，清教主義理念和實務與優秀組織聯繫緊密並不是新教世界的獨有現象，甚至不是基督世界的獨有現象。筆者會在第十一章讨論19世紀晚期武士道精神對日本企業的影響，讓大家看看武士道精神如何為豐田汽車公司的創立鋪平道路。今日印度，馬爾瓦爾（Marwari）教徒擁有並控制著大部分的煉鋼業和茶業貿易。傳統的馬爾瓦爾教徒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遵守“帕爾塔（partha）”。這個詞語的意思是“做生意，每天第一件事情是做印度教禱告，最後一件事情是計算當天的收入和支出。”他們曾經有一套用於交流商業機密的密語“魔的（modi）”。

　　英文“Marwari”來自梵文“maru”，這個梵文特指印度西北部拉賈斯坦邦的塔爾沙漠，馬爾瓦爾教派就發源於此。今天最著名的馬爾瓦爾公司是米塔爾鋼鐵（Mittal Steel），它最近與盧森堡公司阿賽諾（Arcelor）合並成了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這次合並把公司的控制權交給了非馬爾瓦爾教徒，打破了馬爾瓦爾社區遵守了一個多世紀的潛規則。像17世紀晚期的美國清教徒一樣，馬爾瓦爾教徒最近經歷了某種“衰退”，而且原因相同：隨著宗教帶來的繁榮，奢華代替了簡樸。

　　一個半世紀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問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是誰先出現的，清教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至少有四個相互沖突的答案。19世紀中葉的卡爾·馬克思及其合作者兼資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認為，清教主義是社會經濟變化的產物——換句話說，清教主義比資本主義後出現。對比之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中及其弟子託尼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中論證說，事實完全相反——清教主義先出現，刺激商業貿易和制造業發生了隨後的變化。

　　第三個觀點是休·特雷弗-羅珀在一次講座中提出的，戴爾麥·麥庫洛克在權威著作《改革：1490—1700歐洲分裂》（Reformation—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中重申了這個觀點。這兩位歷史學家都懷疑兩者並不存在直接因果聯繫，但是也都沒完全否認兩者的聯繫。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國教對少數族裔的影響。少數族裔無權參與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政治和法律），就一門心思做生意。資本主義來自麥庫洛克所說的“多元主義”（意思是，數個教派在同一社會共存，有些占主導地位，有些占次要地位），因此只是宗教的副產品。

　　後來，羅德尼·斯塔克在《理智的勝利》（The Victory of Reason）中論證說，資本主義的出現遠遠早於新教主義，資本主義起源於中世紀天主教倫理對“理智”的日益關註。面對這些相互沖突的觀點，筆者立場如何？他們認為：是清教主義引起了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帶來了清教主義，這一點是不可能確定的，與其說兩者是因果關係，不如說兩者是共生關係，共生了數個世紀；在美國，它們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方面。（本書讨論的不是神學史而是美國社會史，因此假定新教主義和清教主義差不多是一回事。）

　　麥庫洛克之所以想撇清清教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好像是因為，他認為前者“提倡社區”，也就是不管在哪個社會都努力增強社區感，而後者“否認或者背叛”社區。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是對資本主義實質的誤解。意味深長的是，麥庫洛克的《改革：1490—1700歐洲分裂》共有832頁，可是只有3頁專門讨論財富創造。美國工商界在不斷演變，可是其核心一直沒變，這個核心就是既尊重個體的權利又尊重集體的權利，而且把兩者兼顧得很好——用管理術語說，也許就是“共治（collegiality）”（ 譯者註：這個概念最早見於1887年，用於指代同僚之間相互尊重彼此的能力和義務，為了達成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的關係。在社會學中共治指的是權利被身份平等的人所共有的一種組織形式。共治與官僚制在社會學中是一組對照概念。）。共治帶來了一個新的、生機勃勃的、總體上是良性的文明社會，即市場經濟。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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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追溯了美國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個世紀的時間內，這種文化將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國殖民者變成了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本書主張，文化核心的活力、社會流動性、競爭力和創新力，其源頭是某個民族的紀律及精神特質。該民族就是美國的第一批歐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認為，目前商業社會的一切問題，皆源於商業本身背離了清教徒精神。他們提出警告，當美國疏遠在19世紀和20世紀支撐其商業與經濟成功的核心價值觀時，也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和穩定置於險境之中。
　　本書也研究了美國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別探讨了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對後者的社會及制造業造成的影響。作者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應該叫作中日工業革命，因為它起源於日本、興盛於中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一代之內主導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業，甚至還有許多服務行業。這是一部美國社會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論。每一個關心資本主義體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業人都應該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