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管理文化的清教淵源（1）

　　傳統美國社會，特別是但不只是新英格蘭，具有四個緊密相連的特點。這四個特點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時代，影響著大部分美國公民的價值觀。它們分別是：人生目標不管多麼模糊，歸根到底都是建造人間天國（Kingdom of Heaven on Earth）的堅定信念；擁有機械天賦、喜歡親力親為的技師精神；把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觀念；能夠根據大大小小的目的協調各種財力、物力和人力的組織能力。所有這些特點都與殖民地的清教主義密切相關。17世紀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是一次組織工作傑作，現在仍然具有很多啟迪意義（第二章會詳細讨論這個事件）。

　　英國著名散文家兼法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先生（1561—1626），既提出了清教主義哲學思想，又預言了（至少是隐晦地預言了）後來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他就讀過的劍橋大學（與比較保守的牛津大學不一樣）是宗教異議的溫床。作為虔誠的基督徒，他告訴我們：“粗淺地了解哲學，就會信奉無神主義；而深入地了解哲學，則會皈依宗教。”他還雄辯有力地論證過“技藝（mechanical arts）”的重要性。他說，技藝“以天性和經驗為基础……在不斷發展和成熟，因為它們是有生命的，從一開始的粗野，到便利，再到華麗，無時無刻不在進步”。他認為，有三樣東西讓一個國家變得偉大，它們就是“肥沃的土壤、忙碌的車間和便捷的運輸”。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人類設計的工具，而第三樣則特別強調運輸技術。沒有運輸技術，清教徒大移民就不會成功。

　　培根特別贊揚了最近的三項“發明”（這三樣東西其實都是從中國引入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

　　這三樣東西彻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第一樣用於文學，第二樣用於戰爭，第三樣用於航海；由此引發了無數變化；沒有哪個帝國、哪個教派或者哪個星宿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超過這些技術發明。

　　股份公司在老英格蘭和新英格蘭後來的工業化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培根是發展股份公司的先驅，他是弗吉尼亞公司的七百個股東之一，該公司1607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個永久英國殖民地。和後來的很多資本家一樣，他在這項投資上虧了錢。培根的生活觀和工作觀被清教徒帶到了新英格蘭，在那里紮下了更深的根，不僅塑造了經濟，而且塑造了社會特有的性質和結構。1865年，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在小說《從地球到月球》中評論道：“就像意大利人是音樂家、德國人是形而上學者一樣，新英格蘭人是工程師——他們天生擅長這行。”凡爾納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在書中甚至預言了人類登月。果然，1969年，人類首次登上地球最大的衛星月球。這是美國偉大技師文化的終極成就和最後成就。

　　建造人間天國這一願望，體現在了約翰·溫斯羅普的講話中。他率領一批清教徒到達了新大陸，建立了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當選為首屆總督。起航之前，他對追隨者說，新英格蘭會是“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出自《馬太福音》）。他還說，馬薩諸塞殖民地會是一個樣闆，新英格蘭以後的殖民地都會仿它而建，屆時人們會說是上帝要求殖民地“就像新英格蘭那樣建立”。（他表達這個意思的時候，殖民地還不叫殖民地，而是叫種植園。）1835年，法國作家亞歷克西·德·託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新英格蘭文明是“矗立在山頂的燈塔，在溫暖了鄰近地區後，把光芒投射到遠方的地平線”，滲透到整個聯邦。19世紀50年代，這個願望被世俗化，成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譯者註：為政治人物慣用措詞，表達美國憑借天命、對外擴張、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包括一些籠統信條而非特定政策。）中的一條信念，引出了對美國小伙子的著名號召“去西部，和祖國一起成長”。據說，這個口號是《紐約論壇報》的創始人兼首位編輯賀拉斯·格里利提出的。它的原型，一直反映在某些相信基督會再次降臨，甚至出現在美國的新教教派的信仰和習俗中。

　　籠統而論，它表現為一種對社會未來堅定不移的樂觀精神——這種精神在當時世界各國中獨一無二——並堅信難題之所以出現是為了得到解決。它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史黛西·希夫說他“從未懷疑美國永遠是朝陽”。（根據希夫的說法，富蘭克林還精辟地用一句話定義了美國：“新大陸不看你是誰，只看真本事。”）本著大體相同的精神，託馬斯·傑弗遜把約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追求財富”巧妙地改成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最近，這個價值觀有了一個很受歡迎的代言人——卡通人物超人，他相信“真理、正義、美國方式”。超人盡管出生於氪星，但在美國小鎮（Smallville）長大，因此有著雙重身份，既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又是一個英雄乃至天神般的人物。

　　拉里·佩奇和塞吉·佈林的個性和價值觀與超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兩個閑暇之時愛滑旱冰的人，在“花之權力”（譯者註：嬉皮士的口號，意思是，權力歸花兒、愛情與和平。）的鼓舞下，創立了後來成為世界IT大佬之一的谷歌公司。他們的座右銘是“不作惡”。我們得知，他們受“清教徒式理想主義”的鼓舞，希望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據報道，有個人參觀谷歌總部後說，覺得自己走進了一家“滿是傳教士的公司”。還有一個人說，“谷歌是一個披著公司外衣的宗教”。要是他們成功改變了世界，世界會是什麼樣？沒人知道——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動手、親力親為，是美國社會一開始就不同於那些建國更久、等級制度更森嚴的歐洲國家的地方。這個特點並非僅僅涉及契約佣工和工匠階層。有個出處不詳的故事說，1630年溫斯羅普的輪船靠岸時，大移民的先遣隊早已沒了士氣。然而，“覺得讓這些人閑著的話早晚會出問題，溫斯羅普先生一上岸就立即卷起袖子幹起活來。他用這種方式鼓勵大家，結果整個種植園沒有一個閑人。”人們經常看到，他不處理管理事務時就與佣人一起幹活。他去世時，人們在他的遺物里發現了一個木匠工具箱。

　　技藝和敬神之間的緊密聯繫，很好地反映在了約翰·柯頓的佈道中。他在英格蘭的波士頓做過教區教士後，受命成為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教區教師——當時那里的牧師職位已經有人占了。插一句，相較於“教士（priest）”一詞，清教徒更喜歡“牧師（pastor）”一詞。他在宗教及其相關事務上的見解特別權威，成了新英格蘭的無冕教皇。在他的佈道中，手工藝和神聖性緊密相連、觀察和行動密不可分。例如，“自己做的東西自己看都不看，對優秀工匠來說是很丢臉的事情”，“當優秀工匠看到有人欣賞他的作品時，便樂意竭盡所能地展示他的技藝”。

　　隨著19世紀初機床的出現，對手工藝的熱情轉變成了對批量生產及其帶來的問題和機遇的迷戀。然而，美國人在骨子里還保留著些許工匠氣質。他們喜歡修修補補，就像18世紀託馬斯·傑弗遜做的那樣。這位美國第三任總統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一門心思做農活、造釘子（我開了一家造釘廠），政治完全從我腦海中消失了。”大衛·弗里德曼告訴我們，《人權宣言》（1791）的作者湯姆·潘恩“做過很多年胸衣匠，手藝一直沒有荒廢。他從政後，做胸衣成了他在閑暇時的消遣。像他的朋友富蘭克林一樣，他在很多方面依然沒變——骨子里還是個工匠”。

　　富蘭克林一生取得了衆多成就。他代表賓夕法尼亞州簽署《獨立宣言》。他發明了雙焦鏡和避雷針。他還發明了一種鐵爐，以替代又浪費又危險的明火，至今仍然有人用這種鐵爐。作為外交家，他將法國卷入了美國的抗英鬥爭中，讓局勢變得更有利於殖民地居民。有“社會學開山鼻祖”之稱的馬克斯·韋伯認為富蘭克林是新教倫理的代言人，盡管新教倫理一些不太好的方面也起源於他。然而，他直到去世都對自己最初的職業深感自豪。這種自豪感首次體現在他年輕時給自己撰寫的碑文中：

　　印刷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身體，像一本舊書的封面，內容已經破碎不堪，印字和燙金斑驳不清，長眠於此，喂著蟲子！然而作品本身不會泯滅，因為他深信它將重新出版，經過作者的校正和修飾，變得更新更美。

　　遺憾的是，這段碑文後來並沒用在他在費城基督教堂的墓碑上。

　　20世紀初，美國人之所以迷戀上了汽車，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給汽車修修補補。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哪家公司的總裁如果親手疏通了水管，就一定會把這件事寫進公司記事中，表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美國人”。自己動手、親力親為，是美國管理者不同於歐洲管理者的地方；這一差異反映出，相對於歐洲國家，新大陸的社會階層化較不明顯。即使在今天，美國的房子一般也是用木頭做的（不像歐洲用磚頭或石頭），需要經常維修，大部分維修由戶主自己做（戶主有男有女，女人越來越多）。

　　傳統美國社會四個特點中的第三個，美國清教徒式的集體主義精神，是最少被人論及的。很多學者（比如韋伯）認為自殖民地時代流傳於美國社會的只有張揚而自私的個人主義，但是真相要更複雜、更令人欣慰；清教運動在釋放個人活力的同時，還天生擅長把個人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目標奮鬥。1625年，培根在散文《論友誼》中告訴我們，“在孤獨中自得其樂的，不是野獸就是上帝”。他還指出了社區與人群的關鍵區別：“熙攘的人群中，沒有你的同伴：目光所觸，一張張好像是從美術展覽館圖像上複製下來的臉孔，冷若冰霜；耳朵所聞，那些高談闊論，跟钹發出的叮咚聲沒什麼區別。那里沒有愛。”“愛”就是把個人聚成社區的東西。十年後，溫斯羅普在“山巅之城”講話中延伸了這個觀點。他說，為了避免沉船、供養後代，“在這個工作中，我們必須團結得像一個人，我們必須自己少抽一支煙讓別人多吃一口飯……我們必須同甘共苦、同舟共濟……”不久後，牧師約翰·柯頓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世俗的社會好過孤獨的隐居。”

　　由此引出了第四個清教特點。為了“團結得像一個人”，清教徒移民需要組織能力。他們一開始就有很強的組織能力，若不是如此，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到達美國。正如歷史學家佩里·米勒1964年告訴我們的那樣：

　　新教徒一群一群、一個鎮一個鎮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個社區，所有單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條……新英格蘭理論家認為社會……不是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有機體，為明確的目標運行著，各部分都服從整體，各成員都貢獻力量，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位置。

　　優秀組織一定分層級，盡管分層級的組織不一定是優秀組織。美國兩個俗語“親力親為（hands on）”和“盡力而為（can do）”，就源自這種生活方式。它們還有另外兩層意思：一、各種各樣的機會等著你去利用；二、值得一做。即使在今天，成群的美國人在異國他鄉定居，不管參加什麼組織，都會接管其運營。這四個特點相輔相成（這當然說明它們是一個系統），構成了美國管理文化的核心。本書的首要主題就是美國管理文化。

　　宗教教義、動手能力、集體觀念和組織能力之間的聯繫似乎源自人們的一個信念：物質世界是邪惡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這樣去神聖化後，物質世界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資源。你可以隨心所欲地破壞它、掠奪它。你可以利用其中某些東西讓生活變得更舒適，你還可以利用其中某些東西建造人間天國的基础設施。清教主義本質上具有剥削性，盡管它不必如此，正如震教徒和摩門教徒的例子（見第三章）表明的那樣。

　　在清教徒看來，《聖經》是上帝語錄。上帝通過《聖經》傳達的教誨是不容置疑的：

　　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生活的各樣活物。看哪，我將地上一切結籽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全赐給你們作食物。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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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追溯了美國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個世紀的時間內，這種文化將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國殖民者變成了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本書主張，文化核心的活力、社會流動性、競爭力和創新力，其源頭是某個民族的紀律及精神特質。該民族就是美國的第一批歐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認為，目前商業社會的一切問題，皆源於商業本身背離了清教徒精神。他們提出警告，當美國疏遠在19世紀和20世紀支撐其商業與經濟成功的核心價值觀時，也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和穩定置於險境之中。
　　本書也研究了美國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別探讨了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對後者的社會及制造業造成的影響。作者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應該叫作中日工業革命，因為它起源於日本、興盛於中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一代之內主導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業，甚至還有許多服務行業。這是一部美國社會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論。每一個關心資本主義體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業人都應該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