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光伏歧途

　　“在國會山上扔塊石頭，準能砸倒兩三個說客。”

　　這句話指代的是，代表傳統能源的財團會派自己的說客前往華盛頓。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甚至讓自己的職員進入政府部門任職，實施“旋轉門”式的政治操作。

　　正因如此，從40年前的尼克鬆總統到40年後的奧巴馬總統，美國的新能源政策備受掣肘、搖擺不定，美國的太陽能發展也迅速被他國趕超，相比中國已經不具備優勢。

　　盡管如此，美國的太陽能優勢仍不容小觑：它不缺對太陽能感興趣的投資家，而且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

　　三次政策起伏之後

　　在從威拉德飯店到華盛頓國會山那短短幾百米的路上，總有人會把美國的議員攔下寒暄一番，告訴他們傳統能源更需要聯邦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支援。

　　這些說客受雇於各行各業，而為美國化石能源公司服務的也不少，說服的議題自然包括國家不應把過多註意力放在新能源上。英國《經濟學家》曾形容說：“在國會山上扔塊石頭，準能砸倒兩三個說客。”

　　代表傳統能源的財團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從這一點來看，美國光伏政策的搖擺不定也就不難理解了。美國曾非常關註太陽能革命，此前還推行過“百萬屋頂計劃”，奧巴馬總統上任後也一度非常支援太陽能，走到哪兒都把第一太陽能公司挂在嘴邊。但美國是財團掌控的國家，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再加上“頁岩氣”半路殺出，導致美國對大規模發展太陽能有所保留。美國太陽能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

　　第一次起伏發生在40年前。時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鬆就對能源的多樣性孜孜以求。卡特總統上任以後，為了擺脫對石油的過分依賴，曾經提議通過立法建立一家太陽能銀行，說明美國“實現在2000年電力的20%來自太陽能發電的關鍵性目標”，還在白宮屋頂上建設了太陽能發電站。但他的繼任者里根總統對太陽能並沒有太大興趣，上任後不久就將白宮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池闆全部拆除了，太陽能發展也陷入了停滯狀態。

　　第二次起伏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海灣戰爭打響，石油供應日益緊張，老佈什總統重新將卡特總統的太陽能計劃提上日程，將太陽能研究所提升為“國家可再生能源研究實驗室”。但把薩達姆趕出科威特以後，石油價格再次回落，太陽能計劃再次擱淺。

　　第三次起伏發生在1997年以後。當年6月26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向國會做了關於環境和發展的報告並提出“百萬屋頂計劃”。這是美國面向21世紀的一項由政府倡導、推進的中長期計劃，也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太陽能專案計劃。美國政府期望，到2010年為100萬個屋頂安裝上太陽能系統，這個系統包括光伏發電、熱水和空氣集熱等多項功能。可惜的是，這個計劃的實施效果並不理想，太陽能也未能被大規模開發和利用。2000年，美國的太陽能裝機容量被德國超越。進入21世紀，小佈什上台之初就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國在利用太陽能方面被歐洲全面超越。

　　美國新能源此後的發展也並不順利。2005年，美國出台《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但該法案一直飽受批評：一方面是因為它對節能、提高能效和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規定存在缺陷；另一方面，盡管全文有2 000多頁，但未能對美國能源政策最核心的問題，即如何應對氣候問題，如何解決美國能源安全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辦法。此外，該法案還再一次把化石能源和核能發展置於優先位置，表明美國能源政策目前依然是“以化石能源為主”的模式。

　　2009年奧巴馬上任以後，大力倡導新能源革命，美國人才重新開始重視光伏產業。他上任的第一年，美國的太陽能裝機容量就從2008年的0.36GW提升到0.43GW。接下來，2010年達到0.87GW，2011年達到1.85GW，2012年達到3.6GW，呈直線上升趨勢。太陽能發展勢頭良好，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頁岩氣。

　　近幾年，在減少石油進口、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和實現“能源獨立”的口號下，美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頁岩氣革命”，其溫度超過太陽能利用熱潮。

　　從上述數據看，近幾年美國太陽能似乎發展得還不錯，但那僅僅是表面現象。2011年前後，太陽能裝機容量的快速增長事實上與即將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密不可分。也就是說，2011年的繁榮只不過是將未來的增長提前透支了而已。

　　對美國光伏產業而言，2011年年底是一個轉折點。當時，以奧巴馬綠色新政為基础的扶持措施相繼到期，例如補貼及債務擔保，2012年僅剩傳統的生產稅收抵免（PTC）。在這種形勢下，資金向海外轉移及企業裁員的情況日益增多，“奧巴馬政權的綠色新政並未產生效果”的論調也大行其道。

　　從表面上看，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新能源開發，但從時斷時續的政策支援中可以看出，美國並沒有形成統一、持續且系統的新能源發展戰略。根本原因在於?美國並不認為新能源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實現較大突破。

　　美國能源部認為，太陽能電站建造成本唯有降至每瓦1美元，才能在政府取消補貼後具有市場競爭力。但截至2011年年底，美國太陽能電站的建造成本仍高達每瓦4.08美元，與每瓦1美元的目標相距甚遠。

　　再加上近年來美國頁岩氣等非常規能源開發異軍突起，使得規模與技術仍處於初期階段的新能源開發遭遇層層阻力，頁岩氣的大規模開發尤其是頁岩天然氣產量的大幅提升導致價格下滑，這也使主要依靠政府補貼的新能源的產業競爭力進一步下降。

　　“旋轉門”的影響

　　盡管遭遇起伏，但目前美國仍有許多投資家對太陽能市場充滿興趣，他們一直緊盯著太陽能市場，並積極尋求替代能源有利可圖的證據。然而，他們也知道，他們的成功或者失敗最終取決於政治家的態度和政策的走向。

　　遺憾的是，美國當前的遊戲規則對新能源企業家極端不利。新能源企業家的競爭對手是傳統能源寡頭，勝算本來就很低，再加上政策搖擺不定，即便是最好的創意也難免遭遇失敗。

　　他們十分羨慕半導體和互聯網領域的發展，因為這一領域的革新家們能夠獲得公平的市場競爭機會，而他們卻必須直接對抗強大的傳統能源公司。

　　傳統能源公司之所以強大，除體量的龐大外，還在於其影響力能夠滲透到國家能源戰略的制定。他們利用“說客”進行遊說。統計數據顯示，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每年把大約6 000萬美元用於院外活動。按照美國國會政府問責局的說法，這些大公司每年能夠因此獲利60億美元。對太陽能公司來說，6 000萬美元可謂是一個大數目，但對化石能源集團來說，這只是九牛一毛，因為它還不足埃克森美孚公司一天的營業收入，更重要的是，它還能為這些利益集團帶來巨額收益。5

　　除院外活動外，美國發展太陽能的政策始終搖擺不定還與美國的政治制度相關。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兩黨制和總統共和制，勢均力敵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總統對他所在的政黨負責，內閣對總統負責，其他小黨派無法參與到總統競選中來。這種政治制度的結果就是，哪個黨派的候選人當選了總統，該黨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就掌握了制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後任總統可以廢除或更改前任總統制定的政策，政策的連貫性因此嚴重受損。

　　民主黨代表了美國廣大中產階級的核心利益，改變環境質量、提高生活水平是中產階級關心的問題，因此民主黨總統卡特、克林頓和奧巴馬十分支援太陽能政策。而太陽能的應用無疑會損害美國大企業主的利益，因此代表大企業主利益的共和黨人里根、老佈什、小佈什對發展太陽能提不起什麼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作為總統，他們在競選時就已經接受了大量捐贈，這些捐贈來自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階層。

　　為了增強遊說的力度，大公司還經常推薦自己的職員進入政府部門，這種企業管理人員與政府管理機構人員的角色轉換被形象地稱為“旋轉門”。

　　即便是支援太陽能發展的奧巴馬也難免會受到說客的影響。在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在美國不斷增長的太陽能裝機容量背後，化石能源企業的意圖也非常明顯。比如，美國重點發展的是大規模集中式電站，然後由傳統能源集團通過一個超高壓電網將這些電能從人煙稀少的地區輸送到美國東部人口密集的地區。這種對可再生能源集中生產、統一分配的政策並沒有得到東部各州州長和電力公司的認可。2010年7月，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11個州的州長聯名致信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和少數黨領袖麥康納爾，公開反對國家輸電政策。州長們質疑在西部地區集中進行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將會損害地區性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努力，同時也不利於在本州創造清潔能源工作崗位”。14家電力公司（其中很多家企業在這些地區的業務受到極大沖擊）同中大西洋地區和東部的州長一道，要求國會允許每個地區單獨進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6

　　除此之外，美國太陽能政策的變化還與油價的高低有關。美國太陽能在高油價、高補貼的年代迅速繁榮，而在高油價消失、補貼取消時崩潰。

　　美國太陽能的發展歷程證明了長期政策的必要性，這種長期政策不是要政府選定誰是贏家，而是在沒有缺陷、沒有隐性補貼的市場中，讓市場選擇誰是真正的勝出者。一個公平的競技場—這正是這些風險資本家和技術革新家所需要的—不要求保障利潤，但必須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競爭機會。即使這樣，許多人仍難以成功。他們稱，“賭註高得幾乎令人難以想象”。

　　仍然不容小觑

　　正如評論家所言，美國的綠色能源要發展，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內在沖動（追求利潤），用市場來解決發展問題。

　　美國的投資稅收抵免政策雖然對太陽能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從業者卻認為它是一個破壞性武器，並不利於太陽能的長期發展。他們認為稅收政策應該保持穩定，只有這樣投資者才能制定長期投資策略。他們堅信調動資本市場是快速推廣太陽能技術的最佳辦法。

　　因此，僅憑一群環保主義者的努力難以使美國的太陽能規模化，而是需要大筆資金將煤炭和石油擠出去。正如《經濟學人》記者維傑伊·瓦西斯瓦倫所說：“你把這項技術和資本聯結起來，這才是現實可行的關鍵所在。”

　　加利福尼亞州由於陽光充足，在太陽能發展方面走在美國各州前列。該州用確定碳排放總量的法律通過之後發生的變化驳斥了那些質疑太陽能的組織，而最大的影響是使整個行業獲得資本支援成為可能。有人可能會稱之為泡沫，但我認為這是繁榮。2009年1月10日，加利福尼亞州決定投入32億美元，全面推動“百萬太陽能屋頂計劃”，計劃到2016年在該州興建3GW太陽能電力系統，同時將減少300萬噸溫室氣體排放。

　　加利福尼亞州立法機關認為，適當的法律政策將釋放大量的工作機會和福利增長，並使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有效地反驳了碳立法將摧毀經濟的主張。

　　而對於競爭市場的公平與完善，美國主張通過碳稅和類似的稅費徵收，使化石能源反映其真實價格，“然後讓市場做出選擇”。

　　同時，在市場公平方面，他們還要求取消對傳統能源的巨額補貼。盡管全球前十大企業中的七大企業都是石油公司，但是化石燃料仍然在享受美國納稅人的補貼。2010年，美國政府對化石燃料的扶持達到154億美元。投資機構DBL Investors的一篇報告稱，美國聯邦政府近15年給予石油和天然氣的補貼是可再生能源補貼的5倍。

　　解決市場公平問題，使新能源投資家有利可圖，美國光伏太陽能發展就已成功了一半，如果再加上其固有的產業優勢和政策優勢，美國在光伏產業的實力將不容小觑。

　　美國是世界光伏技術和光伏產業的發源地，一直位於世界光伏技術進步和商業化的前列。近年來，美國還制訂並出台了美國國家光伏發展計劃，這將對推進該國光伏產業的技術進步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該計劃是由美國能源部聯合大學、實驗室、產業風險投資機構發起，旨在通過合作為推動光伏產業的技術進步和應用制定短期、中期、長期的戰略規劃與目標，其長期目標是使美國光伏發電成本降到6美分/度。

　　技術的進步以及各項新能源計劃的推出使美國光伏裝機容量從2012年起恢復快速增長：美國光伏新增裝機容量為3.6GW，同比增長92%，累計裝機容量達到7.6GW。美國各州《可再生能源配額標準》（RPS）的出台以及投資稅減免政策的繼續實施，確保了美國光伏市場的持續性增長。預計2013年美國新增光伏裝機容量可達到4GW以上。

　　我們之所以非常重視美國光伏技術對競爭的影響，是因為誰擁有核心技術，誰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當然，美國市場恢復快速增長對中國光伏產業來說並不是壞事。在許多光伏業內人士眼中，奧巴馬的連任也意味著美國應用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這對於中國光伏企業來說仍不失為一個好徵兆。美國雖然對中國光伏產品徵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但這只是針對晶矽電池而言，中國企業如果改作薄膜電池闆，重返並佔領美國市場並非不可能。

　　中國也的確到了需要認真對待薄膜太陽能的時候了。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美國、德國、日本）都在利用薄膜技術生產光伏電池組件，中國的薄膜生產核心設備也大部分是從上述國家採購。盡管目前沒有哪個國家在晶矽電池方面能像中國這樣擁有成本低、規模大的獨特優勢，但薄膜太陽能在當前競爭態勢下遭遇“雙反”的可能性非常小。原因在於，雖然全球主流的幾種薄膜技術路線在轉化率、成本方面有一定的差別，但在同一種技術路線上不存在因不同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差別而產生較大價格差別的問題，也就沒有通過大幅降價而傾銷他國的空間，因而也就不存在“雙反”問題。

　　同時，中國技術領先的薄膜設備生產線目前均來自國外，尚未完全實現國產化，如果現在對中國薄膜實施“雙反”，相當於反他們自己。即使將來中國在技術上、規模上成為世界領先的薄膜電池生產國，我們完全可以走高技術、高品質、合理利潤、合理價格的路線。

本文摘自《中國領先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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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探索中國如何通過光伏革命，破解能源瓶頸、實現可持續發展、最終和平崛起的書。
　　2012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50%,能源安全與能源獨立堪憂：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關係更加複雜，不穩定性因素和風險也將增加，爆發沖突的可能性加大。2013年初，中國遭遇霧霾襲擊，北京及華北地區多處城市PM2.5濃度“爆表”，中國面臨空前的環境壓力：這不僅事關民生，更關乎中國的大國責任及國際地位,因為氣候談判不僅僅是簡單的減少碳排放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各國經濟戰略和發展利益。
　　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能源和環境挑戰。然而，挑戰與機遇往往並存。